“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发育中心第二党支部的2018级直博生孙晓梅。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张光武先生的《谈家桢：从帕萨迪纳到贵州湄潭》一文，该文发表于《群言》第12卷第42页，群言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在谈家桢先生漫漫百岁的人生道路上，坚持真理、赤心报国、追求卓越始终是他治学科研、教书育人的精神坐标。
下面我将挑选几个片段为大家诵读：
1934年8月，谈家桢来到美国西部濒临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城，即将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活。
谈家桢进入摩尔根实验室之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在68岁的摩尔根的全程关心和杜布赞斯基的直接指导下，谈家桢在远离故国的花卉草虫中，在奥地利神父孟德尔创建的遗传科学的崎岖小径上奋勇前进，寻求和探索生命的真谛。在此期间，谈家桢单独或与他的直接导师杜布赞斯基、司多芬特及在摩尔根实验室进修的法国、德国的遗传学家合作发表了十余篇很有影响的文章。1936年，谈家桢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答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谈家桢年仅27岁。
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一致希望谈家桢继续留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的研究。谈家桢明白，留在美国意味着个人声望和地位的巨大改观，（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的一帆风顺。但是，科学救国是他不容动摇的信念，他去意已决。
1937年，这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放弃了留在海外的机会，毅然回国。归国后，谈家桢接受浙江大学（即后文简称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函聘，任该校生物系教授。自此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赴复旦大学任教，前后15年，除去出国讲学和访问，谈家桢一直在这所具有悠久传统、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
然而，谈家桢到浙大任教不久，上海即爆发“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继而拉开序幕。战火很快烧到杭州，浙大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教学达三个月之久。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州100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只能举校迁移。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而悲壮一页的浙大内迁。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截，辗转跋涉5000余里，自1937年11月至1940年年初，历时两年有余，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悲壮的“长征”了。
1940年秋，（浙大）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距遵义75公里的湄潭县城，生物系的实验室则落脚在破陋不堪的唐家祠堂内。谈家桢后来回忆说：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地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经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代表性的论文，就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豪的是，在日后的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潭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
1944年，谈家桢在这座简陋的祠堂里取得了研究上的突破，发现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现象，并在对此现象规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6年发表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这是他在遗传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很快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
同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两次去浙大遵义总部和湄潭参观，重点参观和考察了湄潭理学院。当他看到生物系师生在唐家祠堂这所土房子里获得的成就时，十分感慨地说：“浙大可与英国的著名大学相比，是东方的剑桥啊！”
谈先生一生潜心科研，求索创新，开设了我国高校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为中国遗传学事业鞠躬尽瘁；他治学严谨，注重人才培养，多位弟子已成为遗传学界的领军人才和国际知名科学家。
通过本期的经典诵读，让我们弘扬谈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潜心科研、拼搏创新，为推动中国遗传学研究跻身世界一流，为实现中国梦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朗诵文摘编自《谈家桢：从帕萨迪纳到贵州湄潭》，原文作者：张光武，朗诵人：孙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