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全球首次商业载人航天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又在十天的时间内接连部署发射两批“星链”卫星，并计划在6月22日将第十批60颗“星链”卫星发射到轨道上，继续加码其野心勃勃的卫星互联网服务计划。以一家私营公司之力，埃隆·马斯克在不断地创造历史。
反观国内，民营乃至国有企业研发能力如何？与SpaceX或特斯拉相比，恐怕绝大多数企业一时难以望其项背。不仅企业，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应用基础研究也多处于“跟随”水平，且缺乏打通“技术—产业”链条的意识。
不久前，科技部等国家六部门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以下简称《重点举措》），提出“支持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正是意在引导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面向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做前瞻性部署。
对此，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深表赞同。他表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企业发展的有力武器。而在专家们看来，围绕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应用基础研究，仅靠一位科学家、一家机构是难以完成的，因而多机构、跨学科合作是破局之道。
企业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
“不跟随”的应用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做？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研究机构和企业应该做什么样的应用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础研究可以分为满足求知欲的纯基础研究和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应用基础研究——前者解决“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既要解决“为什么”问题，又要解决“怎么样”的问题。
眭纪刚解释说，应用基础研究既能扩展科学认识的边界，又能开拓新的技术轨道，其位置介于纯基础研究和纯应用研究之间的“巴斯德象限”。
《重点举措》明确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供给和支撑，“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战略意义凸显。
对此，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表示，一些处于国际前沿的基础研究，是某些发达国家在其发展中提出的，我国学者只是跟随。如果这些研究也符合我国当前形势下的发展需求，那就是要加强的“基础研究”；反之则未必。
“在有些领域我们还没有走到国际前沿，此时如果一味地追求国际热门的所谓‘基础研究’，可能就只是助了别人一臂之力而已。”严庆说。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汇报发言中提到，“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可跟随的困境。”严庆认为，在“无人区”最需要的就是“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这才是我国当前需要加强的“基础研究”。
“源头活水”有待深挖
不盲目跟随、国家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靠企业一己之力攻关显然并不现实。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储涛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用基础研究需要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把解决关键问题和事关核心技术的研究放在第一位”，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群体突破。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周云杰认为，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企业角度来看，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有力武器，急需基础研究支撑的跨界、跨学科融合研究与应用。然而，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海尔虽然累计获得过1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占行业总数的2/3，但在许多核心和基础技术上仍存在薄弱环节。
任正非也曾多次强调科学家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仍对华为的基础研究能力感到不满意。
在眭纪刚看来，目前我国部分企业已经接近或处于行业技术前沿。然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靠“市场换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越来越大，前沿技术背后的原理需要中国企业去探索。同时，中国企业基础研究能力、基础研究人才储备普遍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
自从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企业正逐步成为研发活动的投入主体。记者掌握到的一组数据显示，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占全国R&D支出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60%上升到2018年的77.4%。但眭纪刚却指出，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我国企业的研发活动以技术开发为主（96.6%），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仅占0.2%左右。
这组数据表明，企业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仍有待深挖。
我国尚未形成“创新生态”
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意见，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文件中。例如，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就提出“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然而落地进程缓慢。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多年来在纳米绿色印刷原理和技术方面深耕细作，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转化经验。他表示，国外创新体系已经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而我国的各创新主体到现在还没有形成紧密合作。
“《重点举措》所指的基础研究，我认为是围绕重大科学技术突破、以引领未来的技术和产品为最终目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集大成研究。”宋延林认为，这样的研究靠一位科学家、一家机构是难以完成的，多机构、跨学科合作才是破局之道。
周云杰也呼吁，必须加强协同创新。“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其技术难度、应用难度远高于消费互联网，背后蕴藏的价值也更可观。其复杂系统的特质，决定了其发展和应用不是一家企业能主导进行的。它更需要形成政产学研用金服创等主体共创共赢的科技创新生态。”
《重点举措》也提出，要“推动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在一起共同开展研究”“扫除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
在政策落地的建议上，眭纪刚提出，可通过建设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对行业中的技术难点和共性关键技术从基础研究的角度进行探索，为重大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打通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人才流通通道，进一步推动行业研究院所、转制的科研院所发挥其作用。
眭纪刚进一步提出，产业需求驱动型基础研究项目，可由企业提出需求并招标，高校和科研单位通过竞标与企业联合开展基础研究。以此为基础，政府可配套力度更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刺激并引导企业加大对风险较高的基础研究项目的投入。而对于一些社会效益大、行业应用范围较广的基础研究，政府应当积极给予财政补贴，以克服基础研究成果被免费试用的外部效应，降低企业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