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天柱山

天柱山矗立在平度市北部,与莱州市毗邻,属于大泽山脉。因“孤峰秀峙、高冠霄星、拔地而起、如柱擎天”而得名。天柱山之所以威名显赫,是因为山中有诸多的摩崖刻石。山上镌刻的13处东汉、北朝等摩崖刻石,为我国极其珍贵的书法艺术瑰宝。它同莱州市云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玲珑山中四十余种北朝刻石,在历史上统称之为《云峰石刻》。天柱山之北朝刻石,大多为“二郑”书镌。“二郑”即郑道昭与其子郑述祖。父子二人从政时皆公正廉明,爱民如子,政绩突出,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因而百姓为了歌颂父子二人,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大郑公(指郑道昭),小郑公(指郑述祖),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天柱山魏碑是书法艺术瑰宝,国家最早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座落于平度市大泽山之右的天柱山半山腰上。地理坐标:东经119度55分,北纬36度55分。

天柱山,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如柱擎天。山上怪石突兀,云岩凌空,气势非凡。这里属东莱大泽山脉,历来被认为是人间仙境,有“神窟仙宅”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更是把这里看成神域仙乡,先后多次到此求神拜仙。但天柱山之显名,实赖北魏时期的郑道昭。郑道昭曾官至中书侍郎、国子祭酒、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州大中正。晚年失宠受冷遇,出任光州(府地今莱州)刺史。他一改“崇儒敦学”的儒风,转而爱山乐道,经常登临此山,后崐留下传世瑰宝。

【郑文公上碑】郑氏父子所书镌的诸多摩崖刻石中,最有名的要属这块摩崖碑刻――天柱山魏碑,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朝时,平度、莱州统属光州管辖,身为光州刺史、平东将军的郑道昭喜好访道拜仙,乐游名山秀水,他于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来到天柱山镌刻了《郑文公碑》等,同年又在莱州云峰山阴镌刻了内容相同的另一块《郑文公碑》,字体略大,字数稍多(1236字)。为区别二碑,先刊者称《上碑》,后刊者称《下碑》。郑文公,系道昭之父――西衮州刺史郑羲的谥号。故《郑文公碑》又称《郑羲碑》。

此碑座落在天柱山之阳的云崖上。碑身由一块天然之碑状石,于碑阳处稍加凿磨而成。碑体前倾,像有意躬身欢迎前来的朝拜者。碑高三米半,宽一米半,碑文十九行,行多五十字,计八百八十一字。其内容系为郑氏-,特别是记载了郑道昭之父――郑羲的生平事迹和一些著作。此碑结字宽正,笔力雄健,因而郑道昭与东晋王羲之并称“南北书圣”。在天柱山的东侧山颠还有一处石刻,叫东堪《石室铭》,书法艺术极高,它体现了北魏时期由隶到楷的变革。清朝书法家包世臣称此石刻为楷隶之极。

公元511年,郑道昭选择天柱山半山腰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组织撰刻了“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此碑,碑体略前倾,高3.5米,宽1.5米。文19行,每行50字左右,计881字。碑之内容记载其父郑羲的生平事迹。通篇碑文格调高雅,文采华丽,书法宽博,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书法艺术。后人称之为《郑文公上碑》。

细读《郑文公上碑》作品的基本笔法,人们可以发现,它上溯先秦笔画浑成、骨力内含的特点,吸收了汉隶的跌宕瑰丽、沉稳又见爽利的姿态。又可以发现,凝重浑朴的隶书风格被清丽飘洒的楷书风格代替,有隶楷过渡的痕迹。如:点画加长,代替撇笔和捺笔,且出锋锐利。欲竖先横,欲横先竖。还可发现,其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印象,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笔感受,方圆兼备,变化多端。

碑的每个字都结体宽博整饬,骨肉匀适,脉络分明,于端庄雄强中复含秀丽,稳健中蕴储飞扬。浑浑千余言,字字不呆,笔笔不苟,通篇透露着荡荡乎君子、穆穆乎仁人的大儒风范。

清代以前,《郑文公上碑》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中。到了清代,“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主张的提出,象一阵惊雷,震醒了沉闷麻木的书法界,从此突破了贴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书法艺术崐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视野开阔的天地,《郑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包世臣评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崐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真文苑奇珍也”;康有为先生说:“刻石如阿房宫,楼阁锦密……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浓姿逸韵,如当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并赞其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近人祝嘉先生的评价是:“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天柱山《郑文公上碑》周围还有众多其它刻石,如:《天柱山铭》、《石室铭》、《上游下息》、《此天柱山之山》…等等。这些刻石,现锋棱依旧宛然如昔,清晰完好。游人观之,会感到其有一派仙风道骨,浑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尘脱俗之境。

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在89岁高龄时专程登上此山,并题写了“瑰玮博达,绝壁生辉”八个大字。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书法界对此也非常尊崇,均以能亲睹此碑为荣。近年临碑观摩者接踵而至,并以此为媒,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