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眼里，白居易常被认为是唐诗名家里永远的老三。虽也不错，但好像无法跟李白、杜甫相提并论。而在唐朝，白居易可是比李白、杜甫的能量都要大许多的大人物，曾官至刑部尚书。影响力也绝对超过了李、杜，人还在世，写的诗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白居易比杜甫小整整60岁，生活在唐朝中叶的贞元、元和年间。他籍贯虽然是挂在今天的陕西，出生地却在河南。少年时因两河用兵，曾在浙江逃过一段难，28岁考取进士，31岁进京担任秘书省校书郎，40岁左右被召为翰林学士，做言官性质的左拾遗（杜甫也担任过同样的职务）。他仕途上最大的变故发生在唐元和十年（815年），当时宰相被刺杀，他上疏请缉捕刺客，被人反诬多管闲事，故贬官江州司马，也因此写出了读书人几乎无人不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后皇帝发善心，他多次被召回京，又几度外放，去了杭州、苏州等地做刺史。最后算是落得有善终，官至刑部尚书，活到75岁，在自己洛阳的大宅子里离世。
作为早期的“斜杠人物”，高官诗人白居易是一个写得很多也想得很多的人。为了使自己的3000多首诗作流芳百世，他生前特意誊抄了5部，分藏在自己的侄儿、外孙和国内著名的3家佛教寺院里。这既保证了作品的万无一失，又经由家人尤其是寺僧的力量，持续打造了他个人绵长久远的影响力。
当然，这种影响力并非单纯地靠人为的用心营造，更在于白居易的诗本身有种特殊的亲和力，为唐代及以后更大多数的人接受。
白居易16岁时，已能写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颇有沧桑感的千古名句。过了几年，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被他拿到京城，作为自己进身的见面礼，让当时的名流顾况刮目相看，将对他姓名的调侃从“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换成了“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
他才气确实是有的。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也没有到过马嵬坡，单凭想象就写出了不朽之作《长恨歌》，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缠绵爱情和悲剧终结写得回肠荡气。帝王与妃子的情爱故事，虽为底层民众所钦羡，但古往今来，能像《长恨歌》那样，将一段非常俗套的君王临幸贵妃秘闻，转写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男女爱情的深刻咏叹，是不多见的。历经千余年，《长恨歌》里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已经成为中国人最熟悉也最喜欢赠与每一对进入婚姻殿堂的新人的真诚祝愿。而白居易当年写下此诗时，不过35岁。
他对人性的多元复杂有深刻的理解，对现实世界有敏锐的洞察。但他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是对自己的读者始终保持了一种难得的低姿态，很少有以艰深文浅陋的诗作，更多是把让最大多数的人看到并看懂自己的诗当作明确的写作目标。因此，他生前就出圈，“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诗，赢得不同年龄、阶层的粉丝无数；身后更是声名流播东亚，诗集一再翻刻出版。
让他出圈的，不仅有《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穿越时空的名诗，也有《秦中吟》《新乐府》这样讽喻现实的诗作。
跟前辈杜甫一样，白居易对于普通人生活的艰辛有深切的同情。《新丰折臂翁》，写为逃避征兵而自残的老者“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沉痛之情全在叙事之语中；《观刈（音同义）麦》写见抱子的贫妇“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感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他比杜甫更深一层，用诗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悲哉行》里，对照贫寒儒生“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的严酷现实，写贵家公子“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道尽阶层固化造成的社会畸形。《红线毯》更是发出灵魂的拷问：“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采诗官》里，他甚至期盼当朝皇帝通过他的诗，看看现实的真相——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闭。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他的本职工作是做官。为了做官，按照唐朝的规矩，他勤奋地学习写诗，也的确靠秀美的诗句进入官场。但他并不满足，在现职任上又让诗承担了似乎本不应有的教化乃至批判现实的功能。最后，他的官越做越大，他的诗也越来越有名。
在宋以后的文人圈里，白居易被贬抑较多。主要是他的诗“太俗”。这个“俗”，在宋朝及以后的正统文人那里，明面上是指太过通俗，没有婉约的风致，而不能说出来的，其实还有白诗里那份让有身份者读罢颇为尴尬的直白，对现实世界里那些丑陋之人、不平事物的揭露和鞭笞。在风雅的文人们看来，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怎么可以入诗呢？
白居易了不起的地方，在他以一己的热忱，冒着“太俗”的非议，坚定地以《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作，表达个人对底层人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不平和义愤。同时，他又以《长恨歌》和《琵琶行》等杰作，向那些质疑他诗才的人，显示他的专业实力和超越具体时空的宽广情怀。换言之，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白居易，是以不同的作品，向时人和后人宣示：我知道什么是美的诗歌。但是，当现实并不美丽的时候，我也一定要用或许并不美的文字去揭露。他在《云居寺孤桐》里写“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的孤桐意境，正是自身正直的写照；而他的名句“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清晰地展示了造就这种正直的源泉。
他就这样出圈了，最终还哀荣备至。去世时连当朝皇帝都为他写了悼诗——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宣宗李忱的这首诗，写得不乏真情。但称颂白诗，仅提《长恨歌》《琵琶行》，而只字不论白氏自编诗集《白氏长庆集》里排在最前面几卷的“讽喻诗”，白居易本人若知晓，恐怕还是要难过一阵子吧。
原标题：“大俗”的白居易 ，让文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