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早的志书

志书即方志,又称地志、地记、图经。“方”指的是域、区域;“志”则是记录的意思。地志、地记,从名字看,主要记载山川、风土、物产等地理内容;而图经,则是绘图并加文字说明。方志就是一种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北京地区修志历史久远,北齐的《幽州人物志》是有记载以来北京地区最早的志书;尔后,隋有《幽都图经》《幽都志》,元有《大都志》,但更多是见名字不见书、见部分条目不见书、见内容不见书,我们把这类志书叫作亡佚旧志,北京约有71种亡佚旧志。

现在还能看到内容的最早的北京志书是《析津志》。“见名字不见书、见部分条目不见书”好理解,而“见内容不见书”是什么意思呢?这内容难道还不在书上?其实此书非彼书,是说这本书的原书现已不存,但好在它仍有部分字句保存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中,于是古籍整理工作者就从现存文献中把已经散佚的内容辑录出来,这类试图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就叫作“辑佚”。

根据明初的官方记载,《析津志》全书共有34册,学者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约10万字,以《析津志辑佚》《辑本析津志》出版,这成为了解元代大都路历史的必备史料。

《析津志》的作者叫熊梦祥,元末明初江西人,拥有白鹿洞书院山长、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等多个头衔。关于《析津志》的成书时间没有准确的记录,但据史料推测,应该是熊梦祥调职入京之后,大约始于元朝末年,创作地点就在京西的斋堂镇斋堂村。斋堂古镇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西部永定河畔,那里依山控河,地势险要,历史悠远,素有“京西重镇”之称,想来也是个秉笔著史的好地方。

说到这,又有人要问了,记载北京的地方文献为什么以“析津”来命名呢?这还要从中国古代天文说起。我国古代对黄道带的星座以四象、十二星次、二十八宿来表示。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区域对应在一起,每个地域都有其对应的星宿,就天文来说称作分星,就地域来说称作分野。北京地区古代辖域对应的星野区域是“析木之津”,“析木”就是星次名,它与十二辰相配为寅,与二十八宿相配为尾、箕两宿;“津”代指天河,说明“析木”次所对应的天区位于黄道上横跨银河之处,这便是“析津”的由来。

辽代以析津为府名,直至元代,大都路所在地域仍被称为析津。

《析津志》原书虽已不存,但从辑佚内容来看,其记录十分全面,包括元大都的城市布局、河道水系、地方风俗、古迹、物产等内容,连集市所售物品的种类、数量、用途等都多有记述。这里选取一些大家熟悉又有意思的内容来列举。

都中桥梁、寺观,多用西山白石琢凿阑干、狻猊等兽。(《析津志辑佚·风俗》)

书中提到大都中桥梁、寺观的建筑构建,如阑干、狻猊等,大多用的是西山的白石琢凿而成。这里的白石指的就是汉白玉,西山富蕴矿藏,汉白玉又有“燕石”之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名满天下。

京西山广有之,夜则挂角于险峻岩崖之上以睡。其跷捷如飞,履险如夷。山人乱其往来,多获之。俗呼为野羊是也。(《析津志辑佚·物产·兽之品》)

元代的北京地区物产丰富,野生动物也很多,比较有名的就有京西的野山羊,有点儿类似西北的岩羊,书里说这种羊攀爬矫健,在山岩上如履平地,晚上就把角卡在悬崖峭壁上睡觉。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不过现在想在北京看到大型的野生动物,那就得去动物园了。

《析津志》“物产”类记载了近六十种蔬菜,并就部分菜品的特性、用途乃至药用价值等作了详细说明。这些反映了当时百姓可食用的蔬菜品类繁多,作者甚至专作“菜志”来展示蔬菜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重要地位。

“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辑本析津志》)

据书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时问总设计师刘秉忠“大内方向”怎么个定法,“大内”即皇帝工作和居住的宫殿。刘秉忠就说:“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这棵树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正阳门外,它与北方的对应基点确认了“大内方向”的最终走向,而这个“大内方向”就是志书中对北京城中轴线的最早称谓。

翻阅志书就像是打开一扇通往历史的窗户,让我们能够窥见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点点滴滴。从物产的变化到城市的变迁,再到那些独特的风俗和闪耀在各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都可一览无余。所以,阅读方志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事实上,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对历史信息的简单提取与利用,随着史学边界的不断拓展,我们能够更多地去探究自然、行政区域与人的关系,获取到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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