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世界史，常常是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这么加起来合成的。可是近些年来，“全球史”已经不是这样讲历史了。
第一个变化，就是它不再依照国家或者王朝来讲历史。打个比方。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有一点儿像现代出版的地图，在现代地图上用粗的细的线条标明国家的边界，用大大小小的圆圈标志城市和村镇，还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些国家和地区标示出来。
可是，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里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哪里有什么大小圆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
如果我们再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你身处遥远的太空，能够看到整个地球，你又仿佛神灵一样，可以把时间压缩起来亲历整个悠久的历史，那么你会看到什么？是古往今来的各色人等像小人国的小人儿一样，几千年一万年，在这个星球上来来往往，打仗、迁徙、耕作、贸易、祭祀、生儿育女，船只在海上来来去去，车在驿道上走来走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山谷多次变高陵，沧海几度变桑田。
所以我要说，“全球史”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超越国家，不再让国境限制历史学家的观察，寻找一个笼括全球的、联系的、互动的、交往的历史。
可是，历史学家真的能在一部书里写出“全球”的历史来吗？
让我们再次闭上眼睛想象一次。当我们置身太空，遥看我们这个地球。尽管我们可能看得见它的全景，可是无论你怎么有能耐，你也只能从你所在的位置看，你不是全知全能的宙斯或上帝，历史学家也是人，就像地球上的人看月亮，总是看到一半遮了一半。就算你能绕过去看它的背面，你还是只能从你的立场、位置、角度去看。换句话说，就是你看到的只是你能看到的，只是你这个角度能看到的。
所以，没有哪一个全球史家可以宣称，自己能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看历史。我们一方面破除了单一中心主义，要说的历史会是多元的、复杂的、彼此联系的，一方面也要破除历史学家傲慢的全能主义，我们历史学家别以为自己能够全知全能。我们书写全球史，要承认自己不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我们只能或者更能从某个角度看世界。因此，我们这个全球史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得承认这只是中国历史学者眼中的全球史，它和来自西方的各种全球史不同，更多地会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问题和视角去看全球，它只是各种全球史中的一种。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三件事情，这个全球史讲的主要是一个世界互相联系的历史。
以前中国有个比喻，叫作“东山钟鸣，西山磬应”，说的是很多现象看上去无关，实际上互相影响。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意思是历史就像喀斯特地貌中的暗河，有的河水看上去断了，可是不知多远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全球历史中的很多事情就类似这样，比如战争、贸易、移民、宗教传播等把世界联系起来；有的像接力赛，一站又一站，把各种知识、习惯、物品从东传到西、从西传到东，比如造纸术向西亚、欧洲传，番薯、玉米向亚洲传；有的就是传染病，随着军队、移民、探险者的深入，导致人类的浩劫，就像蒙古大军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
全球史最该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在寻找整个历史中这种潜伏的、有机的、互动的关系。虽然历史的关联并不都是那么神秘、诡异，但是它将尽可能发掘这种关联性，因为它总是希望全球史的读者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必然成为世界公民。
（本文系《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总序，有删节）
原标题：我们做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