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的头衔是“新媒体编辑”，若不是《一米寂静》等结集成册的文学访谈录，读者很可能忽视了他作为文学“对话者”的存在与贡献。当然，不喧宾夺主可能是对一个访谈者最大的认可。如之前反响良好的《时代的低语》一样，《一米寂静》中傅小平再度以当代文学“对话者”的形象，置身众声喧哗的文学现场，出现在赫赫有名的作家身旁，作家们围绕傅小平提出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谈论写作立意、习惯、方法，更具“自由性”和“现场感”。巴赫金认为文学的发生“莫不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文学的存在与传播更应归于对话。傅小平是这一命题的实践者，他甘做衬托红花的绿叶，在对话中默默地发掘当代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米寂静》可以称为中国版的《巴黎评论》。
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对话者绝非易事，面对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他要具备足够的审美鉴赏与共情能力；面对知名作家，他要克服阅读时的感性快感，提炼出对话的理性。可以说，在《一米寂静》中，傅小平实现了完美的平衡，他既没有独尊作者为唯一的权威，也没有随波逐流地肢解文本、盲目解读，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对话莫言、马原、李洱、苏童、张贤亮等个性分明的作家时，作家时常会跳出文本来申明立场，甚至还会引用某些理论自圆其说。对此，傅小平展现出去伪求真的能力，他总以作者的某一部作品为切入点，佐之以文学史或评论者的看法，而自己却高悬于某种客观的视角。为避免对话的偶然性、格式化，傅小平拒绝拐弯抹角，发问时一语中的，他的问题集中于语言、文体、美学的角度，而非从历史的状况展开。在这种模式下，作者更自然地表露出曲折隐蔽的创作无意识，让读者看到一种别样的际遇。《一米寂静》所关注的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作者精神的表达以及作品内蕴的直观。如果说小说创作是诉诸感觉的过程，那么傅小平所做的就是将这些感觉具化。
在作家面前，傅小平是一个理想读者，对话中他们可以专业地讲述感受与体验，在逼仄的时空中创造了文学文本、作家与读者具在的情境，他们的交谈构成一次鲜活的文学活动。对作家而言对话也是再度创造的过程，面对那些多义、朦胧的书写，读者需要作家去复现未明的初衷、动机、意图，由文本层面的语言表现意推及至作家表达意，《一米寂静》正为文学解释、文学考证、心理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而专业的、理论化的视角又让傅小平在每一作品、言说的众多解释和意义中虑周藻密地做出选择，并结合文学实际、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讨论，真正地将文学“四要素”衔接起来。可以说，作家们的漫谈是傅小平循循善诱的结果，他贴近作家的心灵，并肩前行，面对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典的作品，他自觉地建构起进入文本的“三度框架”，即由表意的“看山是山”，到领悟时的“看山不是山”，最终再到经作者之口的“看山还是山”。我想，傅小平一定认可《巴黎评论》所提倡的“警惕判断，更要摆脱成见”，我读《一米寂静》更多体会到的是非功利性的审美愉悦，它是充满诗意的作家导览，这正应和了诗人杨炼所言“傅小平的文学对话，本身就是精彩的文学作品”。
能够成为精品的文学对话属于少数。纳博科夫曾不满地说，大多数文学访谈都有点像是智者与小丑之间的无聊对话。这样的问题源自对话者无头苍蝇式的发问。《一米寂静》则不同，傅小平善于从繁芜的言谈思绪中把握一条主线——寻求作家的精神证言，精神性是作家映射主观王国的镜子，即使它是内在的、隐而不显的，但它依然能将访谈引入一段段对人的思考以及关联性的认识。《一米寂静》所收录的16位作家访谈录无一不体现出这样的素养。例如，韩少功对人性表现的论断；又如李洱认为小说的经验表达是人类心理模式和行为动机中对梦想、现实的重组，他们普遍超越自我，站在更大范围的立场上去思考和认识客观世界。确实，从人类的精神文化维度看，人格即风格，是否具备精神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深度与质量。傅小平的对话实现了更深一步的引申，推动文学向人学命题转换，他们的对话也因人的存在而闪耀，访谈者随之阔步高歌。
作家关注精神与现实，而傅小平则以作家的立场关注作家，访谈的过程也是作家形象建构的过程。例如张炜，对真理的热爱、对诗性的执着，以及由此衍生出独具慧眼的判断，无不烙印着张炜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他是一个习惯在沉思中沉吟的诗人，片刻间便展现出一针见血的智识。韩少功执着地坚守着人的精神家园，他有着对生活经验的深度凝视，并饱有古典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学者气质，即使他深谙现代知识体系，随意引经据典，但他追求的是生活的地气与可触及的质感，可以感受到访谈时的韩少功与读者印象中的创作者是如此的不同。毕飞宇则更多的是从道德性出发澄明文学的意义，他强调个体的尊严，悲悯的眼神与批判的立场交织其间，当然他不是匡时救世的布道者，仅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历史、考问时代，因此他的发言中体现着一种矛盾感，时而温和，时而冷峻。此外，还有贾平凹、莫言、张贤亮、苏童……他们都以不同的言说姿态来表达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如果说作家创作了一部作品，那么《一米寂静》则以访谈的形式塑造了作家。
除了访谈的独特化、精神的独创性和作家的形象化外，傅小平依然关注小说的语言，这是小说的命门。作为文学的存在方式，语言是一门艺术，一方面它是支撑文本存在的修辞，作家依靠语言存在，傅小平采取一种不介入姿态，观察作家语言运用的纯熟、灵动，不仅可以看到作家语言的形成过程，还能看到作家语言的定型状态，在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修辞的使用等方面寻觅作家运用语言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在全球语境中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觉，在韩少功、李洱、李佩甫等人那里，发出汉语叙述的独特声音是汉语写作者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此时话题随即上升为“语言——民族”的层面，他们对语言的讨论也突破了既往的“工具观”，呈现出以语言为存在的“本体论”，更经由一些华裔作家的母语意识、认同感，获得了语言传承的文化基点。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书中激进地认为“作者死而后读者生”，坚决把作者排除在文本外。这可能是对传记式批评的矫枉过正。文学史的存在却又说明，“文本——读者”对话替代不了“作者——读者”对话的价值，叙事者或作者都不可能在文本内外消失，《一米寂静》所呈现出的正是文学的在场性与人文精神，它是对作家的正面剖解，是作品的当下融入，是时代的精神解读。傅小平以文本细读为依托，综合意图主义与新批评的思路，通过对话与交流，使作家之心迹表露在读者面前，表达真性情，达到互观互照的境界。刘勰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气质上，《一米寂静》同文学创作的笔意一脉相承，傅小平在谈话中也追求共情式的同频，或许这正是文学对话不可忽视的原因。
原标题：与作家“并肩而行”的文学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