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段兼善在“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上讲述他的父亲、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的不凡人生。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事业心、很有责任感的人。择一事，终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凡是确定要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力争完美。
1944年，他还是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当时，张大千的敦煌临摹作品在重庆展出，他赶了几十里路去参观，很受感动。
他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毕业后要去敦煌临摹壁画，然后再作其他打算。
1945年他从国立艺专一毕业，就和同班三个同学一起出发去敦煌。他们搭上便车，从重庆直接向西北进发。可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撤销了。那三位同学就不想去敦煌了，而我父亲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已经到了兰州，离敦煌不远了，他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到敦煌去。他送走了同学，一个人留在兰州。他在兰州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坚持等候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
1946年9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来到兰州，他们会合后一起向敦煌进发。一路上颠簸了好几天，最终到达敦煌莫高窟。我父亲迫不及待和几个同事一起上了莫高窟，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他看了这些洞窟里的壁画原作后非常震惊。他说：“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这么精湛的艺术佳作，花几年时间临摹肯定是不够的。至少得花十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把它研究透，才能理解透。”他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准备长期在这里待下去。作出这个决定后，他的一生就和敦煌莫高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他最早的工作是临摹壁画。之前有些画家是用一种自制的透明纸蒙在洞窟的壁画上临摹，他说这种方法虽然省事，但对古代的壁画是有影响的。我父亲决定采用写生式的方法临摹壁画，多花一点时间不要紧，能对壁画的保护起一点作用也好。
光线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莫高窟的洞口不大，完全要靠自然光才能看清壁画的细节，而阳光又是不断变化、移动的。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在洞窟外的一个木板上贴上白纸，通过白纸把阳光反射到洞窟里，这样洞窟里就变得亮堂了，适合他们临摹壁画。不过，需要他们不断去调整白纸的角度，非常辛苦。
洞窟里，四面墙上和顶部都有壁画。特别是洞窟顶部的壁画，比如藻井图案，也需要临摹。这就要搭起很高的架子，爬上去临摹，有时候还得躺在架子上观察。为了尽可能抓紧白天的时间画画，我父亲常常不吃中饭，就吃一顿早饭，然后到晚上再吃一顿饭，可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我父亲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还很重视研究工作。比如，他确定要临摹一张壁画时，事先会对这张画的时代背景、内容主题、艺术特色进行一番细致的分析、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临摹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能比较精准、传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
莫高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是一幅盛唐时期的人物画杰作，但由于长期被流沙掩埋，画作损坏严重，必须进行抢救式临摹。我父亲就对这张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与其他洞窟里的唐代作品相对照，还查阅了关于唐代服饰研究的文章、书籍，终于把这张画复原临摹出来。通过抢救式临摹，他使一幅快要湮灭的唐代人物画重现昔日风采。
终其一生，他一共临摹洞窟壁画360多幅，创下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第一。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一批临摹的壁画大放异彩，深受好评。郭沫若同志看了壁画以后，说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值得钦佩。这个展览又陆续到东欧和印度、日本等国家展出，也引起了外国观众的关注和好评，在宣传和介绍敦煌石窟艺术方面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为了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我父亲带头著述写作。当时他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一直写到早上七点，他的大量文章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写出来的。熬夜的习惯对他的身体多少造成了一些影响，两只眼睛都得了白内障，但是他还是继续坚持进行研究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逐渐得到了改观，慢慢赶上了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潮流。
我父亲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人。他经历的很多事情，不管是临摹还是研究工作，他都带头自己干。他总说这样一句话：“不靠天不靠地，实干就要靠自己。”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敦煌的工作出发，而很少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
原标题：“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