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我似乎明白了，那时候连队之所以把我这个新兵归入战斗骨干的行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份“请战书”。当兵之前，我梦想成为诗人，背诵过王昌龄、岳飞、辛弃疾的作品，因此在誓师动员大会之后，我向连队党支部呈交了一份滚烫的请战书，诸如“马革裹尸在所不辞”“不破楼兰誓不还”之类的语句堆砌了不少。这份请战书不仅让我当上了战斗骨干，其实也是我最初的军事文学创作。
记得是部队抵达边境之后，在一个树林里，连队召开秘密会议，居然也让我参加了。指导员赵蜀川就战斗骨干的任务讲了一番话，那个会议对我而言，就像一针兴奋剂，让我很长时间都处在亢奋之中。
当时我们用的是小口径加农炮。第一次战斗，是抵近射击，直接配合步兵攻打对方的长形高地。
那天早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步兵在山上阵地射击，交替掩护冲击，不时有阵亡者和伤员从山坡上滚下来，令人触目惊心。我记忆最深的一幅画面，是连长李成忠在一个炮位边上举着望远镜观察目标，指导员赵蜀川前腿弓、后腿蹬，实施射击。连长透过浓雾捕捉对面火光闪烁处，操着四川话说：“这儿，那儿，向左5指幅，向上3密位。”指导员也不搭腔，吭吭哧哧地一发一发打，还不时喊一声：“好！打中了——装填！”
战斗白热化的当口，我被临时指定给副营长杨世康当传令兵。当时的情形确实很危险，连队十几个人负伤，但是我没有退缩，一直在各班、排之间穿梭，传达副营长的命令，督促各炮占领阵地。指导员打得汗流浃背，脱掉军装扔到一边，只穿着白衬衫。坐在山坡上的副营长火冒三丈，怕他暴露目标，让我去吼指导员穿上军装。我跑到炮位边上大喊：“指导员，副营长让你把军装穿上。”指导员打了一炮，这才直起腰来，穿上军装，顺手把手枪扔给我，笑眯眯地说：“小徐好样的，手枪你给我背着。”
那次战斗，在某篇文章上，记载为“炮兵团九连班占西侧长形高地进攻战斗”。当天下午，上级又指挥连队把一门炮推到一个名叫瞽山的高地，对敌人山洞火力点实施抵近射击。在山上待命的时候，同班老兵冯晔临译出一份电报后高兴地说：“徐贵祥这小子立功了，三等功。”据说，我是本团新兵当中第一个立功的。
随着这份电报到来的，还有一道命令，让连队派出两个电台兵——老兵李茂金带上我，跟副师长李成业到师指挥所。吉普车在山路上冒着弹雨飞奔，副师长坐在前排指挥驾驶员左冲右突，我的脊梁上背着709型小功率电台，肩上斜挎着手枪，心里装着三等功，豪情万丈——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不怕死的时刻。
吉普车一路跳跃，到了师指挥所。李老兵和我在指定的位置开机调频，传输命令。抬头望去，能看见城墙上面有师首长的身影，不远处仍是枪声炮声厮杀声，不时能听到头顶传来兴奋的喊声。
这以后，我们一路前行，大大小小又参加过几次战斗，直到一个月后战争结束，回到广西扶绥县休整，我们加农炮营驻扎在山圩农场。
有一天，来了一个作家，指导员派人把我叫去接受采访。3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一本《解放军文艺》，其中有篇特写《铁鞋踏破千重山》，记述了某部九连给养员龙怀富、炊事班副班长汪柏坤和新战士徐贵祥火线送饭的故事。最后的一段话这样写道：火炮怒吼，映红了夜幕，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我们亲爱的新战士，来自淮北（此处有误，我家乡在皖西）的小徐兄弟，进入香甜的梦乡，脸上洋溢着稚气的笑容。《列宁在1918》里的那个英勇的瓦西里，在押送粮食回到彼得格勒之后，睡梦不也是这么香甜吗？
作者署名刘天增，当时是空军某部一个大队的副政委。他的文章让我浮想联翩。那天下午拿到杂志，走在师部所在地东门到山圩农场之间的红土地上，我一遍一遍地回味，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也要当作家，我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了啊——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被唤醒了。
事实上，那个时期我已经开始写通讯报道了，因为我们连队是“英雄炮兵连”，涌现了一位战斗英雄和连长、指导员等二等功臣，上面不断有记者和作家来采访。指导员认定我是一个“笔杆子”，鼓励我写报道，写我们的英雄连。
广西休整期间，我在几家小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归建之后，营教导员曾忠富又向团政治处主任徐尚礼推荐我，这以后，大半年我都在外面“出差”，住在师、团招待所，就干一件事情——写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半年后，我们集中在军部招待所，7个战士业余创作员当中，其他人都是班长级别的老兵，唯有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实话说，那时候我并不把自己当作新兵，常常夸夸其谈，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拜伦、雪莱和莎士比亚。
夏末秋初的一天，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雷河清通知我们说：“你们的作品出版了，明天早晨到文化处领书之后，大家就可以回部队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第一个跑到文化处办公室，帮助胖胖的王干事把那个箱子打开，屏住呼吸翻开书一看，其他6个同志的作品都有，唯独没有我的。可以想象，一个做梦都在渴望成功、成名的人，一个在任何场合都雄赳赳气昂昂的人，终于在无情的事实面前败下阵来。那一瞬间，我的天空变得漆黑一团。
第二天，我带着那本新书回到了连队，硬着头皮去见指导员。我说：“指导员，对不起，连队给我差旅费，还补贴伙食费，让我到洛阳、到武汉、到新乡去改稿子。半年了，别人的作品都出来了，我的作品没写好，没出来，对不起连队。”指导员瞪着我说：“怎么会呢？稿子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啊。你把这本书留下。”
第二天出操结束后，指导员向我招手说：“小徐过来，那本书我看了，有些作品确实比咱们写得好，有些作品写得不如咱们，不用咱们的稿子不是咱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
我说：“谢谢指导员安慰我。”
指导员说：“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报道骨干，军区的报纸上发过文章嘛。你把写作放放，我跟连长商量了，派你到团教导队学习。先治窝，后治坡，我们九连需要笔杆子。”
指导员的这句话我当时不是太懂，懵懵懂懂去了团教导队，学习炮兵阵地基础知识。当了班长不久，经过各级推荐和专业、文化统考，我于参军的第二年春天考上了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那个时期，我的力量和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学炮兵射击指挥、计算诸元、修正弹道、步炮协同。特别是学习军事地形学和战术标图，如鱼得水。一比十万的地图举在眼前，我能看到具象的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和森林。而在夜里，闭上眼睛，我能看见这些景物上空的月光和星斗。这段时间学习的军事常识和由此发酵的诗情，为我以后的小说创作营造了一层梦幻般的底色。那个时期，即便在超负荷的训练中累得精疲力竭，空余时间，我还是坚持读书，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几乎每一部我都读过，我坚信不疑，我早晚会成为一个作家。
大约是这年春节前夕，一个电话越过万水千山，打到我们五中队的队部。指导员在电话里说：“我说对了吧，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听指导员讲了来龙去脉，我这才知道，当初原武汉军区编辑的那本报告文学，里面只收录了中央军委授予称号的一级战斗英雄事迹。我们九连的王聚华是原广州军区授予称号的二级战斗英雄，所以我写的报告文学没有收进那个集子。
当时也没有明说还要不要出版续集，如今终于有了续集《烽火新一代》，我的那篇《炮兵英雄王聚华》赫然名列其中。得知原委，我无限感慨。要不是赵蜀川指导员和连队战友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我恐怕早就破罐子破摔了，哪里还会有一个作家徐贵祥呢？
1982年夏天，我从教导大队毕业回到连队当排长，尽管工作很忙，已经担任营教导员的赵蜀川还是鼓励我写小说。他跟其他首长说：“我们部队不缺武把子，如果能够培养出一个作家，英雄连队更是锦上添花。”
不久，我就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离文字工作更进了一步，并且有了一间宿舍。我很珍惜机关干部的条件，锲而不舍，坚持写小说。第一篇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发表在《飞天》1983年第7期，我拿着这本刊物回炮团向指导员报喜。指导员哈哈大笑说：“我说对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1984年，我所在的集团军组建侦察大队赴边境轮战，需要一名政工干部，我二话不说就把名报上了。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了，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最后能参与甚至制造一些传奇，在传奇的遭遇中体验生死、体验爱恨情仇、体验生离死别。
一年多的时间，战斗之余，我写了十多篇小说，到处投稿。刚开始，邮递员冯大爹来了之后，下属连队的通信员赖四毛很快就举着牛皮信封袋子到指挥组大喊：“徐干事，你的作品发表了。”指挥组里的参谋干事就起哄：“有稿费，请客。”我打开一看，都是退稿，觉得很没面子。我就私下跟赖四毛讲，“下回再来信，你不要举着喊，你偷偷地跟我讲”。
赖四毛说：“记住了。”以后，再有我的来信，他就悄悄地塞给我，再也不张扬了。
一年以后，我们完成了轮战任务，回到河南驻地，我被调到侦察连担任指导员。有一天，我带着几个排长检查内务，到了连部，看见赖四毛的床下堆了一堆东西。我问这是什么东西，赖四毛神秘地拐了拐我说：“别问了，一会儿再讲。”等几个排长走了，我回到连部，赖四毛压低声音说：“都是你的退稿。”
我吃了一惊，我哪有这么多退稿啊？我让赖四毛把那堆东西打开，一看，是20本《小说林》杂志，头题是我的作品《征服》。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指导员，指导员说：“我说对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后来，我考上了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打电话跟指导员报告，指导员又说，“我说对了吧”，再以后，我毕业后留在北京，先后担任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和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期间获得茅盾文学奖。每一次进步，我都要给指导员打电话，指导员总是那句话，“我说对了吧，我就知道你行”。有时候我想，指导员是怎么知道我行的呢？也许，最初这就是一句安慰鼓励的话，但是说多了，指导员对这句话越来越自信了，我对这句话也越来越自信了，到了最后，我虽然没有大的作为，也……还算行吧。
（刊载于《解放军报》2022年9月5日）
原标题：徐贵祥：我的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