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院士对此印象深刻。
在解剖学研究方面，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术。20年代，他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
在神经生理学研究方面，秉志对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进行一系列实验，重点研究了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定位，以及大脑皮层损伤后的影响，创造性提出了在大脑皮层未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规律。
在实验室里，秉志坚持自己动手，尤其对于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别人做的，也要亲自检查，任何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对每项研究，总要做得数据完整全面，内容充实，他才肯整理发表。
秉志作为动物学家，在古生物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北平博物学会的奖励。他对昆虫、软体动物、鱼类、龟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了许多新科、新属和新种。其中，他对我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地位。
1952年前后，目睹血吸虫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秉志给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写信，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建议。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秉志关于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的建议，为国家打赢灭螺、灭血吸虫战役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秉志先生晚年，进行鲤鱼的研究。鲤鱼是我国淡水普通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与人民生活和渔业生产有密切关系。鲤鱼是一种典型的硬骨鱼，是教学的标准模型。50年代中期，秉志制定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
“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他说。直到逝世的前一天，秉志仍坐在实验室工作。
功业未竟，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发表近1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成为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对于后进，当有扶助之热忱”
在为《秉志文存》撰写的序言中，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这样评价：“秉志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至抗日战争之前培养或训练的生物学家计有百余人。当时在中国之动物学者，几乎都是出自秉志门下，诚不愧为中国动物学界的‘开山大师’。”
王家楫、伍献文、杨惟义、寿振黄、张孟闻、卢于道、张宗汉、郑集、张春霖、王以康、沈嘉瑞、陈义、欧阳翥……这些动物学界的著名专家，都受到秉志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精神的影响。他们都成长为我国二十世纪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骨干力量。
早期跟随秉志门下的学生曾经回忆，秉志常常激励他们：“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做呢，你们更要努力啊！”
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秉志在所著“科学教师所宜注意者”一文中写下了对教师的要求。他认为：教师一定要勤学，不断更新知识，不能机械式地讲课，误人子弟；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不可有任何恶习，否则将使学生受其毒害；教师一定要安心于本职工作，不能以教书为暂时的阶石，想在学校之外谋得升官发财之机会；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在教室见面而已，教师不能下了课就和学生毫无接触，而应在各方面关心指导学生，使他们受到老师的熏陶。
在秉志晚年主持的实验形态研究室里，青年人居多。他常教导青年对待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
他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公、忠、信、勤、久”五字。他把五字展开了细细地跟青年人讲：“公”即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忠”即忠于所事，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要毫不动摇，要死心塌地，这样才能获得成功，科学之真理，要以最忠诚之精神，努力追求，否则毫无所成。“信”即信实不欺，科学工作丝毫不能有虚伪矫饰，研究结果，是即是，非即非，绝对不能说谎，自欺欺人。“勤”即勤苦奋励，研究科学必须勤勉努力，勤奋不息，千万不能偷懒，贪图轻松安逸，科学之真理，绝不可能偶然侥幸而获得。“久”即持久不懈，凡事皆贵有恒，科学尤贵有持久之精神，从事科学研究，必终身坚持不懈，极端有恒，方能有所成就。
晚年的秉志感慨，“每一专家，对于后进，当有同情心，当有扶助之热忱，当负引导之责任。”
1965年2月21日，醉心科研、扶助后辈的秉志先生离开了其挚爱的科学事业。50多年后的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银杏林里，一座石书上镌刻着秉志先生名言：
“科学家之精神，在寻求真理，科学家之目的，在造福人类。故能称得起科学家之人，不独其在专门学问上，有精深之造诣，而其道德人格，亦必高尚纯洁，有深邃之修养。”
这句话道出了秉志先生追求真理、品行高尚的一生。（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原标题：大国科学家|秉志：中国动物学“开山大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