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上话唐诗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达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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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玉门关在地理位置上既是著名的军事要塞,也是丝路贸易的中转站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汇点。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巍巍雄关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诗人以探险家的心态远赴塞外,大西北辽阔苍凉的山川、干旱严寒的气候,让来自中原的诗人获得一种“陌生化”的惊奇体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以一种还原现场的方式再现了玉门关的地貌特征。雪山、天山、青海、阴山、狼居胥山等西域山川,楼兰、吐谷浑、匈奴、吐蕃、西戎等西域国度,胡雁、葡萄、汗血马、琵琶、羌笛、氍毹、酡酥等西域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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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首先,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盛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域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玉关西路出临洮,风卷边沙入马毛。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馀《自萧关望临洮》)玉门关裹挟着大西北的彪悍、苍凉、尚武的胡化气息,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其次,唐诗的批判精神离不开边疆战事的砥砺。千古玉门关既催发了唐诗的英雄主义激情,又使唐诗在谴责穷兵黩武、抒发久戍边关的幽怨中注目着人间沧桑。“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点出了全诗批判的矛头所指。在中晚唐诗人的玉门关题材诗歌中批判更为集中痛切:“良人征绝域,一去不言还。百战攻胡虏,三冬阻玉关。”(赵嘏《昔昔盐》)此类振聋发聩的诗句,在直陈民族争战引发巨大疮痍的同时,也较好发扬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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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张汉家之臂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初盛唐时期,战无不胜的雄关精神支撑起唐代朝野极大的民族自信:“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汉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间。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李昂《从军行》)叙写跃马祁连的豪情壮志。大历以后,唐诗气骨顿衰。“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沧浪诗话·诗评》)客观地指出了当时作品仍然具有民族自信心的实际情况。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试看戴叔伦《塞上曲》其二:“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戎昱《塞下曲》:“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均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横戈马上、征战玉关的自信气度。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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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粗犷、荒凉、原始、壮美的边塞之景,最适于表现唐代诗人豪放阔大、激情澎湃的人生理想。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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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的文化传播功能值得重视。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关隘具有“封锁”与“疏通”的双重功能。唐释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古人由于从军、出使、商贸等原因,常在关隘停留,玉门关遂成为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其文化传播功能不容小视。中原文化、生产技术、文学经典等通过玉门关而流传至西域,今新疆吐鲁番文书中出土的大量汉文经典即是明证。外来文化、艺术等先经玉门关而后流行于中原,并在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互渗中生发出新的文化因子,改变了汉文学的发展方向。如西域佛教戏剧与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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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题材诗歌孕育出一方山川形胜,并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出民族精神。玉门关作为丝绸之路上著名的险关绝隘,历代文人多登临题诗、竞相吟咏,遂孕育出一方山川形胜。玉门关因之名闻天下,成为永恒。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玉门关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所彰显的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抗敌御侮的坚强意志,却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昌浚《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清末爱国志士的诗作,说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淬炼出的民族精神,早就在冥冥之中嵌入国人心灵深处,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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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水师范学院教授、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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