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类诗反映历史，隐微地表达政治态度，被称为微言政治诗。为了探究其微言大义，产生了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孟子解诗注重知人论世，受此影响，从《毛诗序》开始，以史证诗就成为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方法，经过宋人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清人钱谦益《钱注杜诗》、倪璠《庾子山集注》、陈沆《诗比兴笺》等，至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提出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注释方法，对微言政治抒情诗的释证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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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长期处于司马氏身边，耳闻目睹了众多政治事变，慑于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不能直接表达意见，就在《咏怀》诗中委婉曲折地加以表达。因此，他的《咏怀》诗与历史密切相关，可以称之为微言政治诗。古人对此多有评论，清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说：“嗣宗《咏怀》，其予夺几可继《春秋》之笔削。”（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朱嘉征《诗集广序》卷八以《春秋》比阮籍《咏怀》诗，他们都着眼于阮籍诗歌中暗含的对时事的褒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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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阮籍诗中的典故，尤其是暗指时事的“今典”，或者探究其比兴艺术，对揭示《咏怀》诗中的微言大义，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咏怀》诗其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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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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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指出，阮籍此诗首二句“丹心失恩泽，重徳丧所宜”，写魏以恩泽施于司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则“恩泽”“重德”失矣。“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魏明帝托孤于司马懿，他临死前的“善言”未能感动司马懿，则“慈惠”也不易施予。“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二句，用《诗经·小雅·小弁》及《孟子》的解释，和屈原伤悼宗室的事例，暗指曹魏摒弃宗室。末二句用《庄子·应帝王》之典，指司马氏不知报恩，而反行篡弑的时事。明白了全诗主旨，则“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二句确实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用《诗经·邶风·燕燕》的典故，《郑笺》揭示了《燕燕》的历史背景：“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州吁以臣弑君，与司马昭所为相同，故《咏怀》诗用此典谴责司马昭不知报恩而反行篡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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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还可以揭示出《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其十六“徘徊蓬池上”、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鸟”等诗中隐藏的阮籍对政治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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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阮籍所有的《咏怀》诗都暗指时事，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中国诗歌的传统为“诗言志”，诗歌以抒情为主，展示的是诗人的内心世界。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三选录了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唐人李善与五臣刚好代表了古人对阮籍《咏怀》诗解读的两种意见。李善注《文选》，说阮籍《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卷）他只注出阮籍典故，不去揣测诗意。五臣注《文选》与李善不同，他们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许多解释流于牵强附会，为后人所诟病。比如阮籍《咏怀》诗其一“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吕向注以为孤鸿喻指贤臣孤独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于以鹫鸟释翔鸟，更是出于主观臆测，并无确实的依据，因此，所谓翔鸟比权臣司马昭，就难以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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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五臣的路子继续挖掘阮籍《咏怀》诗微言大义的还有元人刘履《选诗补注》、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沆《诗比兴笺》、蒋师爚《咏怀诗注》、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以及现代学者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郭光《阮籍集校注》，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等，他们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读阮籍《咏怀》诗，深入剖析了一些诗篇的隐微之意，但也存在牵强附会之处。真正抛开时事，从诗歌本身入手解释诗歌的是黄侃《咏怀诗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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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史证诗导致的弊病，黄庭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大雅堂记》中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之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因为杜甫被视为忠君的典范，因此有些人解读杜甫诗歌，完全比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认为杜诗中的人与物都有寄托，解读诗歌变成了猜谜游戏，卞东波称之为“过度阐释”（《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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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认为，即使诗歌反映了历史，诗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他说：“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宋诗选注》序）诗歌从历史中进行提炼与升华，会取得史书无法达到的效果。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言：“诗的真实所以高于历史的真实者，因为自然现象界是未经发掘的矿坑，文艺所创造的世界是提炼过的不存一点渣滓的赤金纯钢。”（《想象与写实》，《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两位先生都指出了诗歌不同于历史的独特性，即使反映历史，诗歌表现得更鲜明、更具体，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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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先生评价杜甫诗时说：“以时事入诗并不是诗的‘时事’，‘诗史’并不是用诗写的史书……一部史书，为我们提供的史料要丰富得多……历史科学总结人类的活动规律，记录人类历史活动的情状……它用的是理性的观察、分析、判断、概括、叙述。它提供的是对历史的理性认识。而杜诗提供的，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无比丰富的画面。”（《李杜论略》）罗先生虽然评论的是杜诗，其实具有普遍性，也适用于阮籍诗歌。作为诗歌阐释方法中的一种，以史证诗有其适用范围，在具体方法上，注释典故，需要找到古典与今典的相似性，阐释比兴手法，也需知人论世，契合诗人所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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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歌，既与历史相关，又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诗歌创作的激发因素与时代有关，同时诗歌又具有一种永恒性，解释了人性或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例如，清人马墣对陶渊明《述酒》等有政治倾向的诗，持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态度，他在《陶诗本义》中引用了大量以史证诗的观点，又说这些诗“晋宋之事在其中，又不专言晋宋也”（《陶诗本义》卷四，乾隆三十五年吴肇元与善堂刻本）。诗歌既和时代有关，又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这样的诗具有多义性，往往更耐人琢磨回味，相比于主旨确定的作品，艺术价值更高，具有更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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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需要以这样通达的眼光来解读，比如其二“二妃游江滨”，诗末的“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既可以作君臣理解，表达了阮籍对司马氏阴谋篡位的不满，也可以看作夫妻、朋友之间最终背弃，反映了阮籍对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的感慨。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以古讽今，借战国魏的灭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败，骄奢淫逸导致亡国何尝不是一种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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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解读阮籍《咏怀》诗，既需要知人论世，深入历史，解释阮籍隐微的政治态度，同时也需要跳出历史，从诗歌本身出发，认识到诗歌反映的是一种历史规律或人性本质。这样才能认识阮籍《咏怀》诗的价值，欣赏《咏怀》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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