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话论述的唐代作家非常多，涉及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但是重点仍然集中在几个作家身上，其着重论述的作家，也是我们至今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据初步统计并删去重复，宋诗话论杜甫1055则，韩愈543则，李白420则，柳宗元175则，白居易164则，元稹124则，其他如韦应物、刘禹锡大概超出100则，王维、孟浩然、李贺、孟郊、李商隐、杜牧等大概100则以内、50则以上，其他诗人譬如王勃等初唐诗人均50则以下。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发现宋代的崇杜倾向。再次，对韩愈的推崇似乎超过李白，但是论韩愈的诗话中，至少有100多则是论韩文的，所以就论诗来说，从数量上讲李韩相当，从具体诗评来说，对李白诗歌的评价，仍然是肯定居多，对韩愈则是褒贬不一，很有争议，最后结论仍然将李白排在第二。如张戒：“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环溪曰：“若论诗之正，则古今惟有三人，所谓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韩愈是也。”韩愈第三。张戒明确说：“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自陈无己辈，皆有此论。然二家之论俱过矣。以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者，谈何容易耶？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犹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虽然说李白、韩愈诗歌并敌，但仍然将韩愈“屈居”第三，表明宋人对李白的推崇，同时也认可韩愈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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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话对作家的总评比较集中的有两次。一是胡仔所录《西清诗话》，曰：“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杜少陵诗，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拟议，至若君子高处廊庙，动成法言，恨终欠风韵。……韦苏州诗，如浑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过处，大似村寺高僧，奈时有野态。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李太白诗，逸态凌云，照映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柳柳州诗，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轻荡也。薛许昌诗，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至合人意处，正若刍豢，时复咀嚼自佳。……杜牧之诗，风调高华，片言不俗，有类新及第少年，略无少退藏处，固难求一唱而三叹也。右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师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闲得而议之。至若古今诗人，自是珠联玉映，则又有不得而知也已。”此则共评唐代诗人10人，其中盛唐3人，王维、李白、杜甫；中唐5人，韩愈、柳宗元、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晚唐2人，杜牧、薛能。此评从诗歌艺术角度立论，以比喻的手法说出各位诗人的特点、长处及短处，均能中的。品评杜甫，“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拟议”，将杜诗的博大、深厚、集大成特点指出。至于“动成法言”“终欠风韵”，也是指出杜诗中某些诗歌的不足，如“致君尧舜上”等内容太多、太急切，就有说教味道。论韩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说出韩诗独特的气势、力量的特点，非常形象；但是粗疏之处如樊侯冠佩，终有武人粗陋之处，不是很精致，几乎没有比这个比喻更能道出韩诗的特点了。这种粗疏是由韩诗力度带来的，所以西清论诗能抓住特点，正反皆及，很有眼光。对柳宗元评论两次，第一次言其直揖陶谢、简古有味，第二次仅随韩愈之后而论，突出柳诗内在的“筋力”，这是一般人所忽视的，也是中唐诗歌与盛唐很不一样的地方。此外，西清所论10人，可以两两对比，在对比中明了诗人特征。如王维浑厚中徒成旷淡，李白天仙飘逸而略乏浑厚；韦应物的不假雕琢而有野态，刘禹锡滋味醇厚而矜能过分，没有朴拙之妙，正是说出韦诗的浑朴、刘诗的精雅，但各有得失；白居易之俗、杜牧之不俗；韩愈的力度在气势，柳子厚的力度在筋骨；柳诗之味在淡泊中体现，薛能的味道在咀嚼中获得等，这样在具体而细微的对比中，各位诗人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这种集中论述，有利于对各个时期的诗风作总结，也有利于比较各个诗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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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臞翁诗评》中的集中论评，概论古今诗人，但是论唐代诗人最多：“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承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此则共评唐代诗人15位，盛唐4人，王、孟与李、杜；晚唐2人，小李杜；中唐9人，韩孟、元白、刘柳，张籍、李贺、韦应物。臞翁论诗，仍然以比喻描摹对象的诗歌风貌，只说特点，但不像《西清诗话》褒贬皆论。臞翁与《西清诗话》所论中共同者9人，观点有同，也有不同。论太白，着重其飘逸、有如天仙，不可捕捉。但是西清论白居易，着重其“俗”，臞翁着重其“实”，这是从不同角度把握对象特征。臞翁所评比西清多出6人，除了孟浩然、李商隐，其他四人都属中唐。这两则材料，代表了宋诗话论诗的主要方式，也是很传统的方式，即用非常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对象特点，但其具体所指还有待读者细心读诗才能领会。其次，两人对中唐作家的关注较多，而初唐几乎没有，再次，两人所评作家，基本上都是我们至今认可的唐代著名诗人，可以说我们对唐诗的认识，宋诗话的评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这两则评论的典型性还在于他们与整个宋诗话的关注重点一致，即与上文的统计数字有一致处，凡是评论次数多的，在具体的评价中也是最为关注的。进入宋人视野的中唐诗人比盛、晚唐都多，这反映中唐诗歌繁盛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唐诗歌丰富多彩的面貌。所以宋人的作家评论从所评作家的数量上讲也基本上反映了唐诗创作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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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关单个作家的概论，最著名的是元稹的杜工部墓志铭，对杜甫风格进行总结，奠定了宋人对杜甫“集大成”评价的基础。其后《新唐书》、秦观《韩愈论》对杜甫的评价都袭用元稹的观点。再如胡仔引用司空图对韩愈之评：“予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决电，撑抉于天地之垠，物状其变，不得鼔舞而徇其呼吸也。”这大概是《西清诗话》和臞翁品评韩愈的基础。对柳宗元的总体评价，莫过于东坡，将柳宗元放在诗歌史上，充分肯定其地位和成就：“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伟绝世之资，凌跨百代，古之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出，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亦何足道？”之后的诗评家对柳宗元的评价大多来源于此，也可见宋诗话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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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宋诗话对唐代诗人的总评，不仅准确勾勒了诗人的特征，奠定后世的品评基础；同时也抓住唐诗创作的特点，对唐代各个时期的大诗人能别具手眼，将其从众多诗人中挑选出来，对这些诗人评价的总汇基本反映了唐诗创作成就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诗话在唐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开创和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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