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政委，是我参军入伍后的第一个政委。他叫高治民，黑龙江人，抗战胜利后参的军，从辽沈、平津到衡宝，一路南下到了广西，上了中南、西北的两个军校，后来调入导弹部队。
我第一次见到政委是在1971年初。元旦过后，我们这批从川西坝子接的新兵被一列闷罐车拉到了云贵高原。在云南昆明市东站的一个货场下车后，我们又背着背包徒步走了将近50华里，到了一个叫吴家营的地方住下来。没想到，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竟是我军旅人生的第一站。发放帽徽领章那一天，来了一个陌生的首长，先在大会上讲话，后又到班排查看。我们排住在生产队的粮仓里，是一个宽敞的木板房，三十几号人直接把小褥子铺在草席上，再铺上白床单，然后把叠成四方块的绿军被放好，每个床铺中间放着各自的绿挎包，上面放着一本红色塑料皮封面的“毛选”合订本，无论横竖，床铺、被褥、挎包都是一条线，尤其那本“小红书”在这齐刷刷的白绿相间中显得格外醒目。我们每个新兵盘腿坐在自己床铺前的草席上，当首长走进仓房时，排长一声口令，几十号人一跃而起，立正鼓掌欢迎。首长很高兴，连声说这个排的内务搞得好，又和每个战士握手唠家常。走到我面前时，只轻声说了一句，“把小胡子剃了”，接着又和其他战士嘘寒问暖，仓房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这就是我和老政委初次见面的情景，虽说时间那么短暂，但他有意轻声而不带指责的一句话，则把一个和蔼的形象留在了我的心里。
那年夏天，我所在的一营奉命前往西北执行导弹批抽检发射任务。这是我们团自组建后第一次实弹发射，就连我这个新兵，也从团首长频繁下基层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先是抽调骨干集训，我也有幸参加，对团长在开训动员时讲的“临阵必须磨好枪”记忆很深。后到甘肃的武威大院中转训练，政委又给我们全营官兵上了一堂传统课，他指着院子里那些白杨树对我们说，“你们看见了吗？在这些粗壮的树干上长着一颗颗五角星……”当讲到红军战士被军阀土匪残忍杀害，用他们的血浇灌了这些树木时，政委动了感情，这是我入伍后最受触动的一堂课，让我永远都对白杨树心存敬意。还是在这堂课上，政委针对我们在训练中流露出来的畏难情绪，讲了10年前他在此地学习导弹技术的经历。1961年8月，时任广西军区独立二团教导员的政委选入武威炮校第二期指挥员班学习。虽说他在老家上过一年初中，但十几年南征北战都没有摸过书本，现在一下子接触导弹技术，面对诸元、发动机和控制测试三门主课，脑瓜子全蒙了。但当时大家都有一股子拼命的劲儿，还有一种很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再就是中苏关系破裂，又逢大灾之年，谁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学好技术，早日把导弹打上天。就是靠着这种朴素的思想，经过两年刻苦学习，我最后取得三门主课考试都是5分的好成绩。政委的现身说法，让我第一次了解了导弹部队的前辈们艰苦创业的历史，由此激发出了新的学习热情和钻研精神。
入冬开始野营拉练。我们营从呈贡绕抚仙湖穿过螺峰山，来到江川、通海相邻的一个村子里驻训。那时毛泽东同志刚刚发出我军要反骄破满，向全国人民学习的号召，成为部队拉练的首要课题。这时接到团里关于驻训中政治工作指示，其中有一条，要求各营连结合驻训开展群众性新闻报道活动，并且作为评选野营拉练先进单位的条件。我当时在连部当文书，指导员就把写稿子的任务交给了我，要求必须在拉练结束前见报。这对于一个入伍尚不足一年，且不知新闻报道为何物的新兵来说，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公社组织村里的知识青年和驻训官兵联欢，这让我受到了触动，想起自己到大凉山插队的情景，想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些往事，突然有了感悟，当夜无眠，写出了自己切身的心得体会，早饭后即到公社邮政所将稿子发往报社。半个月后，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在头版以加黑标题《学人民永远要有小学生态度》刊出了我的稿子。在全团野营拉练总结大会上，政委讲话竟提到了这篇稿子，并以此为例说明新战士受到了锻炼取得了进步。
或许从那时起，我这个新兵的名字就在政委那里有了印象。不久，我被调到团报道组。最显眼的是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年度用稿的大表，凡刊用稿和作者的名字一目了然。大家暗地里都在较劲，我规定自己必须两天一篇稿，头天采访，晚上写稿，第二天上午再修改，下午抄写誊清，赶在团部邮政所下班前把稿子送到。时间长了，邮政所唯一的工作人员，一位叫老刘的中年妇女知道我是发稿子，有时还推迟下班等着我。后来我把这些说给管我们的胡干事，他才告诉我老刘叫刘月娥，是我们政委的家属，还告诉我政委一段不寻常的家事。在我入伍前一年，云南发生了7.8级的“通海大地震”。我们团部所在的小镇子，与震中通海高山乡毗邻，正处在“曲江断裂带”上，损失极为惨重。政委家的房子倒塌，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部遇难。当时政委在京开会即刻返滇。到团部后，政委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机关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对抗震救灾部署。入夜，政委才赶到卫生队看望因地震受伤又过度悲痛几度虚脱的老刘。当我听说了这段令人伤感的往事，政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以至几十年后在北川抗震救灾一线，政委的榜样还在激励和鼓舞着我。
1976年5月，团里接到二炮政治部调我去机关帮助工作的通知。当时我已提干回到老连队当副排长，行前去团部开介绍信，政委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至今记忆犹新。政委说，“团里本不想放人，一是政治处正酝酿着调你回来当干事；二是担心你年纪轻轻到了大机关不适应。但又考虑这个机会难得，和主任商量还是同意你去。这就要走了，我给你提两点要求：一是记住自己是来工作的，机关的运动尽量少掺和，遇事多动脑筋，少说话多干活。二是记住自己是基层来的，机关的部长、科长都是老资格，包括一些干事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同志，人际关系复杂，与人相处要谦虚谨慎。”当时我还不满24岁，一听说去北京，人都快飘起来了，根本掂不出政委谈话的分量。到了二炮，看见办公楼里的大字报，我才想起临行前政委的那番苦口婆心，方觉出首长的告诫包含着对我政治上的多少关爱，犹如警钟在耳边敲响，确保自己在风雨中经受住了考验。
一年过后，宣传部正式上报调我到机关工作。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部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一个未曾想到的情况。二炮陈鹤桥政委、政治部刘立封主任带工作组到基地调研，在我们团有人反映我在1974年的新闻报道中写过的稿子有问题，提出这样的人不宜调二炮机关。在和团的领导交换意见时，陈政委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当面询问团里怎么看待此事？政委回答：“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战士，在那个年代，写过的稿子有点偏差不奇怪嘛，包括我们当团长政委的哪个没说过错话呢？再就是这个同志自入伍以来表现都很好，还立了三等功，到二炮机关后表现也不错。”听到这里，陈政委又问在场的其他领导对此有什么看法？基地熊政委先说，“团里讲的意见我都同意。我知道这个人，因为他搞新闻报道在基地挂上了号，是个好苗子。”接着刘主任说，“对年轻人重在传帮带嘛！”最后陈政委对此事作了结论，工作组了解到的情况和团里讲的情况是一致的，对历史问题应该历史地去看，当前部队任务很重，要团结一致向前看。虽说这个小插曲没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得知高政委的那番发言后仍让我心绪难平，在团里五年多的时间，从素昧平生到知遇之恩，政委的一言一行都留在了我成长进步的足印里，我庆幸一参军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可亲可敬的好政委。
又过了一些年，政委提升到东北的部队任职，1988年授少将军衔。政委退下来后，把家安在了辽宁大连。我利用出差的机会，专门去看了首长一次。“通海大地震”让政委失去了三个好儿女，之后政委又有了两个儿子，相继走进军营。那天未能见到两个孩子，就政委老两口在家，我们都有些激动，老刘说什么也要我留下来吃顿饭，还专门做了一个“汽锅鸡”。她指着那个紫红色的土陶蒸锅对我说，这是她从滇南一直带到东北来的，也是政委的一个宝贝，寄托着他们太多的云南情思。政委还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酒，打开瓶塞满屋醇香，深厚的情谊都融入酒中。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和政委的永别。2004年1月，我在华东某地执行高戒备任务时获悉政委病故的噩耗，山里阴雨绵绵，潮气寒气袭人，那个夜晚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冬天竟有彻骨之寒。
前些日子，我去了趟云南，特意回到吴家营，将近半个世纪，小山村早已变了模样。我走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在仅存的一座土墙小院的木门上看见了一个当年留下来的老门牌，经与这家主人再三商量并动之真情，老乡同意把他家的门牌摘下来送我留念。我把这个刻有“吴家营”三个字的老门牌捧在手上，慢慢擦去上面的污垢和尘土，又想起了新兵连那些快乐的时光，还有和老政委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虽说是那么平淡，却充满着深情，我留恋远逝的青春，更加想念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老政委。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原标题：我的老政委（张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