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微信平台的群圈化传播，还是微博平台以价值观为主导的公开传播，情感和立场都成为谣言传播的驱动力，政府辟谣的有效性在下降。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应及时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治理举措。
相较于2003年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呈现出新的传播机制。在社交媒体时代多元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每一个人都成了手持“麦克风”的信息传播者。如何治理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网络谣言治理能力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能力之一。
一、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点
主流媒体发声迟缓，因不能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而滋生谣言。社交媒体的应用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已不是媒体不报道人们关注的东西就不存在的时代了。本次具有极高传染性的肺炎疫情并非存在政治或利益诉求的社会事件，而是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挑战，只能疏不能堵，越堵问题越大。
疫情暴发的初始阶段，代表政府声音的主流媒体关键时刻缺位，公众很难依靠个人能力判断信息的真假，权威信息缺失导致公众恐慌，反而更容易相信各种网络谣言。
例如，2019年12月份在网络上就流传着新型肺炎病毒就是SARS的谣言，武汉相关部门在1月15日对外通报中，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而“人传人”是判断疫情危害程度的重要指标，相关部门对此解释稍显模糊。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证实存在人传人的感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从“未见人传人”到“证实人传人”，公众对政府在此期间的瞒报、误报争议颇深，恐慌很快变成愤怒。在疫情暴发的关键时刻，政府不只是需要打击危害社会安定的网络谣言，更需要发出权威声音，正如毛主席所说，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对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17年后国人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的知识和意识已今非昔比，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地方政府若继续用维稳思维面对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压制信息公开，瞒报数据，不仅不能集中各方资源遏制疫情，反而更容易滋生谣言信息。
伴随技术手段的演进，谣言以视频或图片的形式“再造事实”。传媒技术手段的迭代更新十分迅速，新闻生产、传播渠道已与传统媒体时代迥然不同。简单、低廉的技术使拼接造假的视频和图片更具真实性，事实被“重塑”，受众无法分辨真实或是虚假的信息，谣言不再只是文字，还有更耸人听闻、让人更恐惧、更容易相信的视频或图片。
比如，某网民在微博发帖，称“武汉市某医院存在三具尸体长时间无人处理”，一时间在网络引起哗然。后经核实，该视频为拼接、配音再制作而成。这则谣言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带来极强的负面视觉冲击力，网络热度较高，基于“有图有真相”的思维定式，网民第一时间普遍会信以为真，蒙蔽性极强。
社交信息消费已进入读图时代，据统计分析，当前70%的谣言都配有图片，还有近1/5谣言是以小视频的形式出现，通过字幕误导民众。此外，借助机器操纵图像视频和音频内容，更改人脸的“深度伪造”技术，可生成众多虚假视频和音频新闻，使民众无法辨别信息真伪，若不及时规范，网民将无法信任看似真实的视频或图片内容。
群圈化传播成为一个主要的信息流动模式。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本次谣言传播最大的变化是群圈化传播，在微信群圈中产生针对疫情恐慌或愤怒的情绪共振，而微信群圈正是基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相对私密的环境更适合传播网络谣言。
后真相时代，事实往往让位于情感，当网上谣传“猫狗会感染病毒”，就有不少人直接将养的猫狗直接摔死。有媒体人分析，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深度调查记者太少，在事实缺席下，公众情绪爆炸。
在此情形下，网民情绪被模糊不清的疫情点燃，转发度颇高的谣言信息也引发了泛意识形态化攻击，甚至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例如，在病毒来源不清时，就有谣言称“解放军在武汉P4实验室制造的病毒传染了市民”。当得知病毒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时，又谣传“华南海鲜市场老板是省政协副主席郑心穗儿媳”。网民借此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宣泄出来，同时煽动形成传谣的氛围，被蛊惑的网民立场先行，断章取义的帖文就此出现。
专家解读被移花接木，网络谣言被冠以虚假权威。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更注重权威性，“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在重大突发事件真相模糊之际，网络谣言往往冠以专家或名人的头衔，对较为科学的言论移花接木，使得谣言更具权威性、可信性，实际上已与原始言论南辕北辙。例如，一则谣言是“钟南山院士建议全国人民在家隔离两周”，而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全国人民都在家隔离，那14亿人口的国家还如何运转，实际上钟南山院士并未有上述建议。谣言借助于钟南山院士的公信力，披上了真相的外衣大行其道。
1月31日晚，某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称“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因这则权威性十足的消息，双黄连口服液不仅大幅涨价，而且一夜被抢空。2月1日，多家主流媒体求证得知，药物所是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对病毒有抑制作用，但对病人是否有效，还要做大量试验，并且抑制不等同于预防和治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型肺炎冠状病毒的药物。这则信息引起民众盲目跟风，即便不属于谣言，也有商业炒作之嫌，政府需警惕此类信息。
民众对疫情信息了解越少，越易相信谣言。社交媒体时代，民众每天都会接收到海量资讯信息，无论是官方账号还是社交群圈，都会围绕社会热点事件展开讨论，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从不缺席。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通过极术云调查分析了网民对疫情的了解程度与谣言感知度的相关性。发现网民了解疫情信息越多，就越能提高谣言感知力，也越相信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有效方法，能避免相信“喝酒杀菌”“吸烟预防”“放烟花爆竹驱散病毒”等网络谣言。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谣言治理与其说是防止谣言传播，不如说是验证谣言的真伪，若政府过度制止谣言，可能会适得其反，产生“逆火效应”，造成“造谣——信谣——传谣——辟谣”的往复循环。
二、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影响
造成恐慌与焦虑，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社交媒体时代，网上信息的传播超越了地域限制，任何一个传播节点上的网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变换方式躲避政府网络监控，随时以低廉的代价传播网络谣言，扰乱网民对疫情的正确认知。
例如，近日多地出现的囤积潮，以及民众因恐慌过度购买N95口罩。此外，基层村落面对疫情时首先想到的是“封路”“封村”，网上随之出现了花样频出的封路方式，更有甚者直接用挖掘机把路挖断，但是如此粗暴的行径可能同时会阻断当地货物的运输以及医疗人员的救治工作。谣言导致的恐慌情绪大肆蔓延，必将破坏社会发展秩序，同时带来泛政治化的攻击，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降低政府信息的可信度，带来社会公信力危机。目前，政府公信力弱化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如发布信息滞后，信息披露不准确，隐瞒事实等失当行为。相比政府官员的发声，民众更信赖钟南山院士等专家的解读。此次疫情中湖北省政府召开的几次发布会舆论反响均呈负面态势，官员不仅不佩戴口罩接受采访，甚至把口罩生产数字一再念错。镜头前的种种细节，都会被网民放大解读，考验党政官员面对镜头与公众舆论的能力。
此外，在缺乏公信力的社会环境下，公众面对突发事件也会无所适从，甚至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也不愿相信政府的发声，在这种逆反心理作用下，越是骇人听闻的谣言往往越有市场。
三、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建议
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微信平台的群圈化传播，还是微博平台以价值观为主导的公开传播，情感和立场都成为谣言传播的驱动力，政府辟谣的有效性在下降。针对此形势，应及时出台针对性的治理举措。
政府应及时公开信息，减少谣言滋生空间，抢占信息制高点。政府部门应树立阵地意识，了解民众的恐慌点，正面回应民众诉求，及时披露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打造疏导民意的最短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民众了解疫情信息越多，对谣言越有感知和判断力，越愿意通过微博微信分享，这样就会让信息空间形成一个自我净化机制。而主流媒体对预防疫情的报道，及时提醒人们佩戴口罩出行，对于疫情的减缓起到了较大作用。
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建设。一是要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事件难以预测，舆情暴发后更是具有不可控性。因为舆情事件普遍指向某一社会弊端，暗合了民众的现实感受，对于民意不能一删了之，各级政府应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建立网络舆情应对机制，跨越“塔西佗陷阱”，修复政府的公信力；二是政府对外发布信息的口径应保持统一。突发事件中各部门可能会各自为战，导致对外发声前后矛盾。归口管理有助于避免政府表态混乱，地方党委应统筹涉事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防止前后表述不一引发次生舆情；三是用法律法规约束谣言传播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应该受到法律法规以及道德的约束，提倡言论自由并不是纵容危害国家安定的言行，对于刻意编造谣言污蔑党和国家，造成社会混乱、引起公众恐慌的谣言，政府应依法对责任人予以严惩。
借鉴国际通用方法治理网络谣言。要谨防地方政府过度使用治理网络谣言手段，引发社会质疑甚至影响政府公信力。现在，国际上治理网络谣言的经验之一是用真实信息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传播空间，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抓捕信息最初的发布者。
从本次武汉处理最初8位“谣言”者引起广泛质疑来看，政府需要走出“抓人辟谣——事件爆发——群众疑惑”的怪圈。对于起初部分不准确的信息，不要轻易抓人后再辟谣，否则就会有损政府公信力。应引导民众在网络信息比较中完成谣言的自我鉴别，这样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有助于疫情的早发现早控制。谣言止于公开，在多方验证信息流通之下，谣言一定会被逐步揭穿。（作者单位：中央网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