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期颐一笑淡此生（一）

杨承宗（1911—2011），江苏省吴江人。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1946年，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7—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随约里奥-居里夫人从事放射化学研究，获博士学位。1951年秋，他回到国内，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1958年9月，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并兼任首任系主任。1961—1969年，任二机部铀矿选冶研究所（简称五所）业务副所长期间，带领五所科研人员成功制备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用的核铀原料。1980年，积极倡办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

虽然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的杨承宗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造就作出的许多开拓性、创新性的贡献，已牢牢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这位百岁老人一生所持的是宽容大度、默默奉献的君子风范，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没有勋章的功臣”。

问道西洋 承学居里

1911年9月5日，杨承宗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八坼镇，父亲杨蔼如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民族实业家。杨承宗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32年7月，他以7门功课全是“最优”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理科。

毕业后，经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推荐，杨承宗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工作。所长严济慈安排杨承宗跟随玛丽·居里夫人的学生郑大章学习放射化学，由此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方向。郑大章是第一位把放射化学带回祖国的海归学者，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非常赏识和喜爱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杨承宗。师生二人意气相投，迅速投入到铀、钋、镭、氡等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之中。

1947年初，经严济慈推荐，杨承宗获得了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的机会。他乘坐战后上海开往法国的第一艘大客轮“香波利翁”号，在海上航行了四十多天终于到达巴黎。在居里实验室，杨承宗师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前沿理论。求学期间，他系统研究了元素周期表的第Ⅲ、Ⅳ、Ⅴ、Ⅵ族较难分离的一些化学载体元素，成功研究出分离镧系元素与锕系元素的离子交换方法。这是当时放射化学最前沿的课题之一，此法可以利用含铀矿物在稀硫酸溶液中形成络合铀酰离子得到浓集低含量的铀，因而在世界核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1951年6月15日，杨承宗顺利通过了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的论文答辩，获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被评为最优秀级。在为他举行的祝贺酒会上，居里实验室的学者们按照惯例，用平底烧杯盛满香槟互相碰杯。一周之后，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希望他早日回国工作。杨承宗当即决定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他提供的“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高薪续聘。

回国前夕，杨承宗按照钱三强的委托，用组织辗转捎来的3000美元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等。经费用完后，他毫不犹豫地垫上了自己在法国省吃俭用存下的全部积蓄。杨承宗的回国行装是整整13个大木箱，满载其中的全是国内紧缺的实验器材与资料。

约里奥-居里先生听说杨承宗要回国，提前约见了他，慷慨激昂地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回国后向钱三强报告了约里奥-居里先生请他转告毛主席的这段话。钱三强请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向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使他们受到鼓舞。在这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开始对中科院的科学家逐渐明确表露准备进行原子弹研制的意向。

近代物理所的“法杨公”

1951年秋，杨承宗回到祖国，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按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没过多久，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归来的实验核物理学家杨澄中也来到近代物理所。由于他们名字的发音近似，为了区分两人，由彭桓武提议，大家分别尊称他们为“法杨公”“英杨公”。

杨承宗的归来对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是令人振奋的，这不仅仅在于杨承宗带回来了碳酸钡镭标准源和其他科研设备资料，而且在于他本人会对创建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需的基础学科之一—放射化学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当时我国已经有一些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员，且不乏有几位国际知名专家，但从事放射化学工作的却是凤毛麟角。在近代物理所的科学家中，研究放射化学的只有杨承宗一人。钱三强常说：“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是我们的两条腿。我们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这也正是他和全所同志那么盼望着杨承宗回国的原因。

近代物理所于1952年10月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了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的方向。其中，放射化学部分的规划就是由杨承宗主持制订的。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杨承宗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在所里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大学毕业生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他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精心培育我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中坚骨干。他亲自主持设计并筹建起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所在的建筑被称作放射化学小楼，是当时国内唯一能进行放射化学操作的实验室。

为了普及同位素应用，配合全民办原子能事业的方针，从1956年下半年起，物理所开办放射性同位素应用讲习班，杨承宗担任第一期讲习班班长。此班连续开办了8期，共培养了五百多名应用核技术人员，为全国各地开展放射性核素的应用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为原子弹“加铀”

在党中央确定研制“两弹一星”的计划后，中国科学院动员了当时几乎全部相关科研力量的精华，承担“两弹一星”的前期基础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杨承宗与许多科学家一起，踏上了“秘密征程”。

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把杨承宗安排到二机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以顶替刚刚撤走的苏联专家。在了解了五所的一些真实情况后，杨承宗没接到正式调令前，便立即去五所工作。

从1961年到1964年间，杨承宗带领五所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创造了中国核工业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自己动手，建成了一座铀冶炼生产实验厂，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工厂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经过三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150余吨重铀酸铵，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核纯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铀产品中20多种微量杂质元素的分析测试方法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量检验方法。在他们取得的几十项高精尖的科研成果中，有几项可把铀的生产流程大大缩减，纯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其中凝聚有杨承宗和他领导的科研队伍所付出的心血，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正如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前身即为五所）的老一代科技人员们所说：“杨先生领导的五所是我院最辉煌的黄金时期。”“一个科研院所，没有杨先生那样的真正学者领导是不行的！”“杨所长制定并认真推行的一套科技成果评价管理制度，即便是国家已明确提出了‘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要求的今天，它仍然是具有先导意义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