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腾空，万众欢腾，直播画面里那块大红屏，足以让每个航天迷热烈鼓掌，热泪盈眶。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载人航天飞行比喻成一场接力赛，飞船发射成功，仅仅是跨向太空赛道的第一棒。
跑好接力赛，每一棒都至关重要。漫长的赛道上，飞船着陆场才是竞赛的真正终点——人类怀揣着飞天的梦想，人类同样抱持着回家的渴望。
这是载人航天最后阶段的冲刺，也是航天飞行最复杂、最危险的环节之一。根据国际航天记录，飞船返程往往是航天员罹难最多的阶段。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完成太空任务后返航。在经过得克萨斯州上空时意外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如何让航天员安全无误地返回地球母亲的怀抱，是横在中国航天人心头的一桩大事。
着陆控制技术至为关键，但着陆场地的选择也同样关键。
飞船的着陆地点，需要一块约2000平方千米的平坦区域。听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置之一笑，我国地大物博，领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千米，从960万中选一块方圆2000千米的地块，又有何难？
然而，数字上的推断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神州大地，广袤无边，可要想保证飞船安全返回，这块区域必须满足苛刻的着陆条件，还必须符合飞船的轨道要求。
众多条件重重叠加，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就会变得艰难而复杂。
为了解决着陆场地问题，中国航天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勘察组，小组成员只有一个任务——为航天飞船找一块最好的着陆场，为载人航天任务找一条最安全的终点线！
地图上的每一厘米，都需要勘察组用车轮和双脚去丈量。
从1993年早春，到1996年金秋，勘察组踏遍河南、四川、内蒙古、辽宁、甘肃、新疆等7个省、自治区，踏遍每一个理论上适宜飞船着陆的地方。
经过6次大规模勘察，其间，动用直升机17架次，车辆行程23500千米，考察面积达18万平方千米，根据图上作业和空中勘察的结果，勘察组终于寻觅到看似理想的答案。
这块区域位于中原大省河南，它北起开封，南至驻马店，长约200千米、宽约100千米。华北平原在这里纵横伸展，平川广野，一目千里。
航天工程，绝非儿戏，理论与实践必须严丝合缝，不苟分毫。地方好不好，航天人必须要亲身实地去看一看。
1993年2月初，王永志作为勘察组成员之一，随队奔赴河南详细踏勘。汽车行驶在中原大地上，放眼望去，村庄遍布，麦田绵延，树林、池塘、柴草堆随处可见。
望着繁华的人间，王永志的眉头却皱得越来越紧。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省，到处都是林木、田地、建筑、沟渠等人类改造自然的痕迹，这些复杂的地貌，势必影响飞船的顺利降落。
而且，载人飞船的平稳着陆很重要，普通百姓的安居乐业也一样重要。
如果飞船降落地点在村庄附近，必须提前疏散居民，不仅存有安全隐患，而且会打乱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
这不是王永志心目中最理想的着陆场。
思来想去，王永志下定决心——他要另选新址。
另选新址，谈何容易？原来的着陆方案已上报中央批准，而且之前为勘察花费的巨大人力物力的成果也将随之东流。
这个“马后炮”，到底要不要放？
载人航天，是举国之计。本着对国家人民负责，对航天工程负责的态度，王永志在总结会上提出建议：主着陆场，要改址。
王永志的提议当即遭到一系列质疑。
换个着陆场简单，但着陆位置一变化，技术就要变化，轨道倾角、搜索救援回收设施设备配置、测控通信系统的布局都要变化。
而且，经过科学计算，原定着陆场尽管存在一些隐患，但飞船降落时撞到建筑物和树木的概率很小，稍作调整足以避免。
更重要的是，选址方案已向中央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如果现在又提出更改，中央会怎么想？怎么看？
面对质疑，王永志的决心丝毫不动。
他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干载人航天不是打几艘飞船就完了，降落一两次很可能不会出问题，但只要方案留有隐患，迟早会出事。如果因为选址不当，造成人命关天的后果，那时我们才无法向中央交代！”
原来高声争论的会场，终于安静下来。
王永志看着风餐露宿、并肩勘察的同事们，继续耐心解释：“……只要飞船平安返回主着陆场的机会增大，航天员的安全性提高，我们花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会议之后，王永志回到北京，向领导汇报主着陆场实地勘察情况，总指挥丁衡高、副总指挥沈荣骏听完后一锤定音——支持王永志的意见，改变主着陆场地址！
1993年6月，王永志带领14人的团队，回归原点，重新出发。
这次的目的地，是无边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
王永志等人乘坐直升机，先后考察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鄂尔多斯西部草原以及戈壁沙漠，他们圈定数块空旷平坦的区域，又转乘汽车，启动地面勘察。
四子王旗的阿木古郎草原进入了王永志的视野。
这片草原位于大青山北麓，南高北低，海拔1000~1200米，地势宽阔平坦，人烟稀少。
由此往西，将近1000千米的外围地区，同样是地貌平稳的高原，这可以为飞船弹道式返回提供极为难得的一条安全走廊。
这里的一切，都让王永志感到满意。相比中原地区，这是一片更理想的着陆场地！
结束考察行程后，王永志马不停蹄，他和丁衡高专程赶赴中央，汇报主着陆场更改方案。
这一次，李鹏总理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面对总理，王永志解释自己提交的新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飞船的飞行计划有了重大调整。每次任务结束后，飞船将如期返回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将原定52度的轨道倾角降低到42~44度，使主着陆场位于飞船下点轨迹的弧顶，这大大增加了飞船安全返回的机会。
如果四子王旗不具备气象条件，飞船返回舱还可以在返回途中，选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南侧的备选场地着陆。
为了保证飞船在任何故障情况下应急着陆，让地面搜寻人员能够迅速找到返回舱、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王永志还提出建议，在陕西榆林、河北邯郸、四川遂宁及国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布设多个陆上应急救生区和海上应急溅落区。
这样的设计，为飞船轨道设计、着陆场、测控站、测量船配置布局确定方案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除地面搜救外，王永志还研究制定了一套海上搜救对策。
飞船发射后，会很快进入海洋上空，如果出现意外需要救生，我们面对的将是5200千米范围的茫茫太平洋。
在万里波涛中寻找一艘小小的飞船，简直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如果不能24小时内打捞返回舱，航天员就会面临生命危险。
美国和苏联都是太空大国。
为了实施海上救生，美国人每次要动用3艘航空母舰、21艘舰船和126架飞机，搜救人员规模达2.6万。
苏联的搜救队稍微小一些，但也要布置7艘舰船、110架飞机和4500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如此雄厚的国力，要在短时间内组织庞大的搜救力量相当困难。
怎么办？
王永志考虑各种条件，提出了更为实用的对策。
他要在茫茫大海上画出三个圈。
他要利用飞船自身能力，控制飞船就近飞向这三个预先设定的海上应急搜救圈。这样，即使飞船一旦落入大海，定点等候的6艘船只就能快速抵达，不仅减少了搜救力量，而且提高了搜救时效。
听完王永志的汇报后，李鹏总理当即讲了一句话：“改得好，就这样定了，批准实施这一方案。”
二十年之后，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划着优美的曲线，从天空缓缓降落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安然无恙跨出座舱。
他的航天靴踏实地踩在阿木古郎的荒野上，那也是王永志曾经一遍遍走过的地方。（本文据兰宁远《挺进太空》中《阿木古郎，为英雄回家护航》一文改编；配乐：曹阳；朗读：PAPI酱）
原标题：阿木古郎，为英雄回家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