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身上有过太多标签：大学生、军人、科学家、校长、两院院士……放在常人眼中，做好一两个角色尚且不易，而他却在每个角色中都能有所作为，且后劲十足。谈及成功的原因，王越总结说，做人不能不思进取，要客观地看待问题，还要有全局观和总体思维。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是公正的！
被誉为“资深雷达专家”“北理工（北京理工大学）大先生”的王越，是在世为数不太多的两院院士之一。
有人把王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为脑子灵活。这固然是一方面，但王越之所以成为科学界的王越，而没有成为商界或政界的王越，又是受到什么力量的牵引？在勇攀科学高峰的路上，他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思路？
有压迫就要有反抗，有挑战就必须应战
王越至今记得儿时的一桩惨案。抗日战争时期，因抵制奴化教育，他所在的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被日本特务暗杀。赵天麟是哈佛大学博士、北洋大学前校长，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这样一位校长的离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不小的水花。“有压迫就要有反抗，有挑战就必须应战，不应战就要自取灭亡。这一规律我自小就体会得比较深刻。”
曾经年少，反抗缺乏理性。被日本人拉去修军用机场，在高中生的带领下，王越用搅拌三合土的水管往地下机库里灌水、在回程的火车上高唱岳飞的《满江红》，被教师劝阻道“不要命了”。
1943年至1944年，日本战事吃紧，为了防止民众知晓战事，日本军队将老百姓家中收音机做了手脚，这样盟军、国民政府的频道就无法收到了。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越父亲从朋友家中收听到前方胜利的好消息。
无线电带来了打败日本的消息，也让彼时已上初中的王越痴迷上这项神奇的技术，并从此寻找到一条理性反抗、理性应战之路——学习无线电先进技术用以对抗侵略欺侮。
在报考大学时，有21个志愿可供选择，但王越只填报了一个志愿——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因为它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电讯系的大学；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的师资力量雄厚，专业带头人毕德显先生是当时著名的全国三个无线电学科一级教授之一；同时，连大学工学院电讯系还拥有一套全国少有的电子管试验线，可以自己试制电子管。
1952年，朝鲜战争炮火纷飞。为了国防需要，当时的中央军委将该系包括毕德显先生在内的全体教师、电子管试验线，以及三个班的学生，全部迁到张家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讯学院。从此，王越有了第二个身份——军人。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786厂工作，786厂主攻军用火控系统。当时我国对空作战十分薄弱。在敌军飞机的炮火下，彭德怀差点被炸死，而毛岸英更是不幸牺牲。
初出茅庐的王越加入了第一代火控系统的研发。当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美国，靠着毅力和勇气，中国军队创造了诸多击落美军飞机的奇迹，美军惊呼中国空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军强国。“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是带有反压迫性意义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挑战的残酷性表现在，一旦装备性能不佳，前方战士就要流血牺牲。”王越说。
受日、美欺凌，让王越联想到儿时在上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加上四年的军人价值观教育，他一心只想努力做好工作、应对挑战。
“一些项目取得国内第一，并不是我有特殊才能。”王越将成绩首先归功于环境，其次是组织培养。学生时代的王越是一个追着老师问问题的学生，“我对课程的核心机理比较重视，不是听一听就算了，而是搞清楚最基础的原理、概念，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搞军工要有人文精神
在科学史上，玻尔兹曼曾提出过著名的玻尔兹曼熵公式。可是19世纪，该理论却被认为是谬论，最后他自杀身亡，死后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熵最著名的公式：S=klnW（注释：1877年，玻尔兹曼将这一朴素的观念总结为数学公式：用熵来表示系统的无序程度，用宏观热力学状态所包含的微观状态的数目W——现在的统计力学教材中又将其写作Ω，表示热力学概率，那么熵就正比于W的对数。）。
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防工作、社会变化，王越愈发思考，搞军工要有较强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尊重人，以人的生存、生活为主的考虑。”在他看来，这是人文最基本的精神。
具有同情心，或多或少与王越的家风有关系。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的天津，王越的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总行命令他裁员，有职员上门求保留工作，父亲都会尽量帮那些职员想办法。因为在那个年代，全家人只能靠一个劳动力支撑，一旦唯一的劳动力失业也就意味着全家人无法生存。
王越坦言：“工作前，我崇拜西方先进技术，工作后我明白，虽然他们的科技先进，却总是欺侮弱者、挑战人类和平的底线，这又是一种压迫、挑战，从心底又迸发出反抗的意识。”
如何寻求破解之道，他认为，关键要有家国民族情怀和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知识。培养、锤炼科学思维，应结合中华文化杰出特色学习、实践，其中必然关联到中华优秀哲学文化，这也是世界文化巨匠的共识。
比如，阴阳辩证对立观、人文精神、重德尚廉、整体思维。老子的哲学中一个较为知名的观点是“反者道之动”，意即所有的事情都会向着对立面转化，没有永久的不变。
毛泽东曾说，决定作战的根本因素是战争性质和人心所向，而不是武器。持久战把日本侵略者的优势转化为劣势，把我方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对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这也是毛泽东军事辩证哲学的伟大贡献。
此外，还有外国哲学理论，如恩格斯的思维的前提批判原理，对所有的思维必须考证前提是否充分、正确。
在王越看来，这些辩证规律对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搞武器装备、信息装备的设计者来说尤为重要。“战场上生死互搏，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消灭你，武器装备、信息装备设计者的人文精神，更大程度体现在全力改进装备，减少我方人员伤亡上。”
以镜自照，王越坦言，自己的一些成果在当时评价较高，但在实践过程的历史评价中，也曾出现过装备效果不佳的情况。对于这一点，他从未有过隐藏与不理解，而是采取了不沉溺在过往的成绩、荣誉上，不背思想包袱，及时改进，甚至部分推倒重来的态度。
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钱学森曾提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理论，其基本概念是，人和社会非常复杂，巨系统中的子系统也可能是开放复杂的。而王越的体会是，就像一个无穷大的量被有限的数除仍是无穷大，“在一个人认识能力、实践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唯有不断努力，失败了不抱怨才能持续进步”。
思维速变背后的对立统一
如果将王越的职业生涯一分为二，那么，他做了两件事——科学研究、教书育人。
后至206所担任所长的王越，在20世纪90年代做了一件人们眼中“不寻常”的事——军品外贸。
先进军用装备因其独特军事功能，国际售价奇高，却仍是各需求国外贸争取的对象，在国内卖X万元人民币，出口的话能卖到X万美元，利润多达8倍之高（按当时的汇率估价）。“要真有本事，不应该挣本国纳税人的钱，而是去挣外国人的钱。”王越向原兵器部建议，搞合理的军品外贸，此举不仅效益高，对我国形象的提升也有帮助。
恰逢此时，南美某国家有意向得到我国台湾的金钱援助与其“建交”，同时迫于邻国的威慑，希望向中国大陆购买3套206所研制的先进信息电子系统。可是获得国家批准降低高机密性能指标、允许外贸后，206所又遭遇原定生产厂毁约生产合同等困难，无奈之下开始了自主生产之路。
经历了1年零3个月，在1992年除夕上午，伴随着阵阵鞭炮声，3套先进信息电子系统被送上专列，转海运送至国外。王越长舒了一口气。更令人颇为欣慰的是，这一事件断绝了该国“与台湾‘建交’”之事。
担任科研院所所长开辟军品外贸生产职能，而花甲之年担任大学校长的王越，上任后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绝不再专注于新装备产品设计为主的课题。
他深知，总师身份在研究所调动科技资源相对便利，而高校的重点在于高素质、强创新能力杰出人才的培养，并不具备产品大批生产、兼顾不断技术创新，并落实在产品上的条件和能力。“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高校要做应用基础研究，并联系解决实际难题工作，比企业做得早、做得深、做得透，才能实现校企双赢合作。”
“作一个影响自己的重大决策前，思维的前提是辩证。”实际上，王越调任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北理工）之前，组织上给了他3天时间考虑，曾在206所被公认为偏重喜爱人才的他，之所以服从调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考虑到可直接从事杰出科技人才培养。
结合科研院所的工作经历，王越认为，靠的正是马列唯物辩证哲学基础和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全力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同时形成“知己知彼”、科学有效的整体斗争策略，我国才能在军事上战胜美国的高科技装备，形成军事优势。
中国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背后的设计其实是出自786厂所属特殊设计的研究，当时尽管王越的身份因家人的原因，由绝密降为机密，但他还是打从心底里为786厂特殊设计所作出的克敌制胜的贡献而自豪。
“第一架U2是正常击落，后来第二架至第五架的击落，依靠的是科技化解矛盾。敌方攻击我方会找我方漏洞，我方反制敌方要找他们的漏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对立统一。”王越说。
进入高校工作后，王越对“人才培养更重要”的体会日渐深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常说，考上重点高校、重点专业的学生固然有天赋，但光靠天赋不够，还要靠学习。很多重点设计靠的不是碰运气，而是基本功。
“基本功从哪儿来？来自大学教育、本科基础教育、辩证哲学的实际应用。传统高等教育涉及人的思维方式和进步改造是很难的，但是绝不能退让。”王越强调。
如今，87岁高龄的王越仍然奋斗在本科教学一线上。每周四18点30分，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教室，为本科生讲授“信息系统与安全对抗”课程，旁征博引，一气呵成。
曾经有一次出差因飞机晚点，他顾不上旅途劳顿，坚持让司机从机场直接把车开到教学楼下，到达教室时正好是18点29分。他一口气上完3节课，吃上晚饭已是21点30分。
有人不理解王越为何上课要这么拼，王越却幽默地回答：“有课我可以推掉很多应酬。”
理工结合要重视基础课
正如钱学森的巨系统理论，王越发现重点高校的改革之路，就像巨系统下的子系统，也十分复杂，“有些事道理想清楚了，但实践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王越入校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促成了北理工第一批跻身“211工程”行列，当时兵器部给予的指标只有1个。
更大荣誉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如何使得北理工更上一层楼，王越一直在思考“理工”二字，“理”在前、“工”在后的深意。“理工结合是北理工最大的优势，光拼理科拼不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已颇有优势的重点高校。二者要兼顾，但绝非搞纯科学。”
他举例，教数学基础课的教师，仅用数学思维给理工科低年级学生授课是不够的，还必须联系理工实践等方法讲数学。数学的要点是，解决社会存在形式和数量的关系科学，本身是矛盾对立统一体，不从这一角度授课，学生就会觉得抽象难懂。而很多数学基本方法得到应用之后，在实践中有助于学生解决问题。要将此嵌入教学之中，教师首先必须要掌握这一思维，这对教师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王越曾带着这一想法，向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讨教。杨乐认为，他的思维是正确的，坚持做下去必有成果。
虽然尚未大规模实践，但是在王越的团队中，已有数学系硕士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且发展不错，有的已评上教授、在数学学院担任副院长。
2018年，北京理工大学将首届“懋恂终身成就奖”颁给王越，奖金100万元，奖励他在教改、教学上的成就。王越当即表示将捐出本次奖金，设立专项奖项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奖励教基础课的青年教师。
王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985工程”高校巡视提出的批评意见很中肯，更着重指出要切实加强党建和党的领导作用，纠正重科研轻教学、教学中又轻视本科教学的错误倾向和做法。
“我希望尽量引导学生重视通识培养和基础的探究。”王越解释，基础课具有抽象性、概括普适性，作用更深层隐蔽，正是这些特征形成了课程难学、难懂、难应用与本质性的基础知识推动创新发展的对立统一。而辩证化解上述矛盾对立，才能取得统一。
他举例，制造原子弹与氢弹形成爆炸能的原理正好相反。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而基本原理都是爱因斯坦公式E（能量）=mc2，m为核材料质量，c2为光速平方。已去世的“中国氢弹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正是基于基础课的领会，才很好地应用了这一规律，使中国成为由原子弹进而掌握氢弹周期最短国（仅2年零8个月）。
为此，王越提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由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师生共进。这不仅涉及辩证思想在理工科的应用，还涉及功利主义、诚信缺失等精神缺陷到基本功训练的问题。“高校培养人才，关键还在于人生观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塑造。”
采访结束前，记者请王越分享角色切换成功的要诀，他补充了两点——
一是，不能故步自封，要找主要原因。如看待成果得奖，没有得奖的成果，实际应用充分要懂得知足；得奖的成果，实际应用不足别埋怨客观，立足充分认识缺陷，全力改进。
二是，要有全局、总体思维。正如郑板桥所说“难得糊涂”，把长项丢掉，在新领域重新开辟，有些人并不理解，但有些事情从全局出发，只要不计较、不埋怨、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