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2]，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3]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4]，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5]，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释：
[1]“我善养”句：见《孟子·公孙丑上》。 [2]“太史公”三句：太史公，指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燕、赵，战国时国名，借指今河北、山西一带地区。 [3]邻里乡党：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名称。据《周礼·地官》载，五家为比（邻），二十五家为闾（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此处泛指乡里。 [4]“过秦、汉”二句：秦、汉之故都，秦都咸阳（今属陕西），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都洛阳（今属河南）。终南，山名，在今西安市南。嵩，嵩山，在今洛阳市东南。华，华山，陕西华阴县南。 [5]“入则”二句：周公，周武王弟姬旦。召公，周文王庶子姬奭（shì是）。都是辅佐周初武王、成王的重臣。方叔，周宣王时征服“荆蛮”有功。召虎，召公后代，周宣王时平定“淮夷”。作者举此四人，比况韩琦有将相之才，赞颂他威望极高。
赏析：
题中的韩太尉，指的是韩琦（1008—1075），字稚圭，安阳（今属河南）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为枢密使，执掌全国军事，与秦汉时掌管兵权的太尉相似，所以信中称韩琦为太尉。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辙十九岁，与其兄苏轼同时中进士。他当时写这封信，是想表达结识韩琦的愿望。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属于所谓的“干谒”文字，但苏辙所写的这封书信显然不同。书信一开头就奇兀不凡，完全丢弃仰慕之类的陈辞俗套，提出为文与养气关系的宏大之论，可谓先声夺人。作者首先自我介绍，说自己喜爱为文，并曾作过深入的思考，认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一个人的气质修养的体现，为文与养气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强调文章写作决定于一个人的先天气质和禀赋，而不是后天的努力。苏辙在这封书信中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不先养气而单去学习写文章，是不能学会的，而人的气质则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获得。对于如何养气，苏辙举了两位著名人物为例。一是孟子，这位思想家提出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说，作者用以说明后天的内在修养有助于养气，孟子善于养他胸中的博大刚正之气，所以他写的文章宽厚宏博，气魄、气势极大，内在的修养与体现于外的文章完全一致，两者密切相关；二是司马迁，这位史学家和文学家写成不朽的著作《史记》，在于他的周游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地区的豪杰人物的广泛交游，所以《史记》的文章写得疏朗奔放、跌宕洒脱，作者用以说明后天的外在阅历有助于养气。在以上述两位著名人物为例之后，作者依随文势作一小结，提出这两位人物的文章都不是单纯学习而得，而是由于养气所致。对苏辙的这一观点，今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作过解释：“苏氏兄弟都用力于文字，而同时又都有不敢作文之意。……子由（苏辙）上不能如子瞻（苏轼）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但神化妙境虽不可学，言语句读虽不屑学，而‘生好为文’，癖性所嗜，未能忘情，于是不得不求之于气。盖理直则气壮，气盛则言宜，气是理与言中间的关键，于是想由气以进乎言宜之域。这样，所以说文是气之所形，而养气则文自工。”孟子通过内在修养，司马迁通过外在阅历，达到养气的目的，内在的气充盈，自然外溢而表现为文章，活跃于语言，呈现于文采，再次强调养气的重要性。
就道学家来说，其养气重在修养，其功夫从内证入，较难着手；古文家养气，则重在阅历，其功夫由外做起，有所依据。苏辙结合自身经历的叙述，就是古文家重在阅历的养气之说。局居四川家乡十九年，“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是交游不广，切磋提高受到限制；“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是见识有限，胸襟眼界的拓宽受到影响；虽然读书不少，“然皆古人之陈迹”，与活生生的现实相去甚远，缺少实际生活的体验。以上三者，与司马迁的“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相对照。司马迁有非凡的阅历，所以他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自己阅历受到限制，自然“不足以激发其志气”：又一次强调阅历对于养气的重要性。文笔至此，自然一提：“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点明离乡赴京之原因，并带起以下一段文字。途中所见咸阳、长安、洛阳等秦、汉故都，终南山、嵩山、华山、黄河等名山大川，自然引起怀古的幽情，追怀往昔的英雄豪杰，这是阅历“足以激发其志气”之一；到京城后，又见到宫阙的壮伟，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大，从而感到国家气象的巨丽，这是阅历“足以激发其志气”之二；再说见到当时文坛前辈欧阳修，直接听到他的宏议伟论，看到他的举止笑貌，与他周围的著名诗人贤士如梅尧臣、苏舜钦、曾巩等人接触，就如阅读到天下最好的文章，这是阅历“足以激发其志气”之三。途中和京城里所见，反衬出局居家乡的“无高山大野可登览”的寡于见闻；能与欧阳修等文坛名人交接，反衬出局居家乡的“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的言谈浅陋。由此表明，养气必须增加阅历。
这封书信的主旨是在期望韩琦的接见，但全文至此只字未提，似乎是闲文，其实不然。前面所写为文与养气，以及居家与赴京以后的不同感受，都是为了说明为文决定于养气，而养气在于阅历的深浅、宽窄、多少。周览名山大川是大自然的阅历，交接名人贤士也是一种阅历，而且是更高更重要的阅历，对一个人的气质、学问、道德、人品的提高，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作者写欧阳修及其周围的贤士门人，推赞欧阳修的文坛地位及其影响，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写养气，写阅历，写欧阳修，实际上又是为写韩琦所作的衬垫。对于韩琦的推重和称颂，虽然不免有阿谀之嫌，但究其实质，是在极欲结识韩琦，增长自己的见闻，激发自己的壮气。从苏辙来说，这次出蜀赴京，可谓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大拓心胸，收获极大。作者兴奋地总结说：“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韩琦当时已负重名，与范仲淹并称“韩、范”，具有极高的威望，是作者心目中的崇拜对象。能够见到韩琦，将会鼓励自己树立远大的志向，这一次赴京之行就真正是“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委婉而又巧妙地表达了希冀结识韩琦的强烈愿望。
最后一小段，自明志向。先说自己年少，“未能通习吏事”，为官作宦是外行，这次离乡进京，并非是来求取微小的俸禄，虽然这次考中进士，但也不是自己所乐意的事，表明自己所追求的不是官位，不是利禄、名声，充分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志向。文章结尾提出，如果韩琦能进行指教，则将是莫大的荣幸，再一次委婉提出与韩琦结识的愿望。全文写得极有分寸，很有气势。
（钟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