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1]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2]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3]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4]，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5]，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6]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7]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8]。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9]。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0]，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注释：
[1]先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 [2]田猎：围猎。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古时秋、冬农闲时节，招民练武。或与围猎同时进行。 [3]坐作：坐与起，行与止。为教练士卒的科目。 [4]盛节：崇高的美德。 [5]顿弊：残破不锋利。顿，通“钝”。 [6]卒：同“猝”，突然间。 [7]开元、天宝：均唐玄宗年号。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为唐朝盛世。 [8]“四方之民”三句：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9]“今国家”句：宋仁宗庆历年间，曾每年向辽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缴纳“银、绮、绢、茶二十万五千”（《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卷三十）。百万，是举其约数。 [10]古都试之法：西汉韩延寿创立的制度，定期在郡府所在地练兵习武。
赏析：
北宋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了“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司马光等人任考官，在秘阁考了六篇论文；随后宋仁宗又亲临崇政殿，御试制科策问，苏轼以如椽之笔，大胆针砭时弊，撰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一系列适合世用的政论文，由衷希望宋仁宗能够虚心采纳，“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然而宋朝的国力薄弱，执政者的怯于外敌和唯图苟安，则又为历代所少见。对于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许多正视现实的文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苏轼之父苏洵写出名作《六国论》，借论史讽喻现实，抨击朝廷的赂敌政策；又在《审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己求和表面上是求得了“息民”，其实质却只能是“残民”。苏轼的《教战守策》，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赂敌息民的危害，并倡言教民习武、能战能守和加强战备。
本文起首就要言不繁，点明弊端。开头一句设问：“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触目惊心，引起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接着，不容置疑地断定：当世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如不早作计议，终将不可救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计议，如何动作呢？苏轼没有急于坦陈自己的见解，而是笔锋一转，将话头引至先王时代，从先王的“天下虽平，不敢忘战”，说到后世的“去兵卷甲”，“不战而走”，直至感叹唐人安于佚乐，以至区区安禄山一出，所谓大唐盛世犹如摧枯拉朽一般，“而唐室固以微矣”。此中道理，显然不必细说。
广征史事、借古鉴今是苏轼素有的特长，本文则更以生动的说理、浅近的譬喻令仁宗动心，用身边的事实让人信服。他告诉众人，治国犹如养身，养尊处优的贵人何以疾病不断，风餐露宿的穷人又何以病不加身，关键在于是否经常亲历辛劳苦痛。“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认为，生活的磨难不仅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还可锻炼意志；相反，安逸不仅令人患病，还将使人畏战，无论于民于国，均极为不利。因此，所谓“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息民”的结果只能是灾难。
随后，又从分析当前形势入手，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赂敌”也好，“息民”也罢，均于事无补。他尤其担忧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人们却依然故我，耽于安乐，一旦让这些沉溺于安佚之中的人去迎战，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大声疾呼：“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又一次点明本文主旨。
论说至此，“知安忘危”的弊端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开始正面阐说教民战守的具体方法及其益处。他提倡士大夫人人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希望老百姓个个练习阵法，激励斗志。最后又指出，全民皆兵还有一大收益，就是令军队感觉到无形压力，迫使宋军将士打消骄横的毛病和怨气，这也是当时的宋军缺乏战斗力的一大症结。
本文遵循了苏洵倡导的“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主张（见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也反映出青年苏轼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他不仅立志洒血疆场，为国捐躯，也力求以笔帮助朝廷克服弊端，为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尽力。因此他能够在制科考试中敢议敢言，纵横开阖，对各种社会弊病大加挞伐。北宋李觏谓苏轼的二十五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引），可见他的这些政论、说理文于当时影响之巨大。
苏轼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本文旨在说理，不像文学散文可以大肆渲染铺叙，但也已表现出苏轼文章中那种笔墨澜翻、飘沙走石的气势。
苏轼善于借古鉴今，反复论证、剖析，颇具战国纵横家雄辩滔滔、笔势突兀的风格，文章极具说服力。本文援引史实，既说先王前贤成功的事例，又叙后世迂儒失败的教训，正反论证，两相对照，令读者自然意识到居安知危的迫切和重要。如此还嫌不够，他又举出“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将盛唐的衰亡归结于世人的安逸，令人怦然心惊之余，不能不顺着他的思路继续伸展，联想到眼前的社会，延伸到自己的周围。
苏轼曾谈及写作体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乃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他的文章确能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或表达需要，呈现不同的形态。本文或论古，或证今，或说理，或譬喻，均浅显易懂，形象鲜明，极其自然，显示出苏轼独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然文风。尤其是以养身喻治国，通俗而亲切，难怪清人沈德潜赞叹：“乐天诗，东坡文，虽庸夫妇竖读之亦当首肯，此种是也。”（《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二）
本文逻辑顺序相当清晰，自始至终沿着“安逸是害，战守则强”这样一条主线推理论证，层层呼应，用语精辟。例如论证宋廷“赂敌”政策的必不可行，只用了三句话：“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浅显，又真确，充分显示出苏轼敏锐的思辨能力和高超的驾驭文字的技艺。
（孙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