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上午，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成功登顶，将觇标竖立在世界之巅，各项峰顶测量工作顺利开展，标志着2020珠峰高程测量取得关键性胜利。
1975年，中国首次精确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距今已整整45年。2005年，我国进行珠峰高程复测。
珠峰高程测量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45年间，有许许多多的参与者为此作出了贡献。如今，各项技术在不断进步，登顶经验在不断完善，但从未改变的，是向最高处进发的信念和科学探索的精神，而这些都深深印刻在了亲历者的心里。
解开旗云之谜
每年，都有许多虔诚的藏族同胞来到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绒布寺朝拜，为“第三女神”——珠峰献上哈达。传说那些最真诚的敬献者的哈达，会在明月夜冉冉升起到珠峰顶部，在“女神”头顶随风飘动，宛如挂在峰顶的一面旗帜，因而被称为“旗云”。当有攀登者来临时，“女神”会扬起哈达，用不同的舞姿向人们暗示珠峰顶端的风云变化。
1975年春，当再次来到离绒布寺不远的珠峰北坡大本营时，仰望着珠峰峰顶的旗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心里升起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
1966年，26岁的高登义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并为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进行天气预报。近十年后，他再次来到这里，为精确测定珠峰高程保驾护航。
在高登义眼里，神秘的旗云传说背后，隐藏的是科学的真谛。从北坡攀登珠峰，最大的敌人就是大风，而旗云可以成为登山队员的风向标。
高登义与同事们每天认真记录旗云的变化，试图找出其与珠峰地区天气系统变化的某种关联。渐渐地，他发现，根据旗云飘动的方向可以判断珠峰峰顶高度附近（海拔8～9千米）的风向，而从旗云顶部起伏的状态可以估计高空风速的级别大小。旗云的状态不仅可以暗示当天的天气，还能被用来预测未来1～2天内珠峰地区的天气状况。这无疑为登顶珠峰提供了多一层保证。
对旗云的研究只是高登义等人的工作之一。他们还在珠峰北坡海拔6500米、6000米和5400米的山坡上建立了临时气象站。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高登义建议把原来每天两次高空气象观测改为6次，同时进行无线电探空气球与测风小球对比观测。
这些建议得到了当时登山气象组和登山队领导王富洲的支持。然而，这种观测强度在当时我国各个气象站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在高空气象观测最强的北京气象站，20名观测员每天进行三次无线电探空观测、一次小球测风观测。而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珠峰地区，算上高登义在内的4名观测员，如此连续观测了一个月，工作状态可想而知。
如今回想当年，工作的艰苦早已被高登义视为寻常，更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泰山压顶般的巨大压力。在气象学中，写作天气预报的论文难，实际预报更难，涉及珠峰的登山天气预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登山需要提前了解7～10天内的超中期天气要素（包括高空风、降水、能见度），这是大难题，谁也不能保证每次预报都成功。然而，天气预报是否成功，又直接关系到登山任务能否完成，甚至关系到登山队员的生命。
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75年5月12日，高登义所在的登山气象组预告，5月25～29日有一次登顶好天气，很可能是当年春天最后一次机会。5月27日下午2时，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登上峰顶，紧张工作了近两个小时，完成了拍摄、固定觇标、遥测心电图和采集冰雪样本、岩石标本等任务。那一刻，高登义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难忘不眠之夜
2020年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看着电视里的直播，徐永清头脑里闪现的是15年前那个同样的时刻。那一刻，他正身处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2005年4月9日，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时任中国测绘宣传中心副主任、中国测绘报社副社长的徐永清和几位媒体同行带着将近200公斤的设备、行李到达拉萨，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前往珠峰测量区，现场采访、报道2005年珠峰高程复测活动。
5月21日下午，让所有人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来了。登山指挥部宣布，24名登顶队员已经顺利到达海拔8300米的登顶突击营地。按照惯例，队员们将在22日凌晨出发登顶。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天下午，原本晴空万里的珠峰被乌云笼罩。登顶出发时间从凌晨1点改到2点，又改回1点。午夜时分，以往早就漆黑一片的珠峰大本营，那一晚却无人入眠。几乎所有的中国营地都透出微弱的灯光，拿着手电筒或者戴着头灯的人不时地走来走去，发电机和着风声轰鸣不绝，使那个夜晚显得格外紧张、焦灼。
徐永清所在的测量营地新闻中心帐篷里，为了保持体温，几位记者不得不钻进睡袋中继续工作，一眼望过去，就像一条条弯曲的虫子。为了保持清醒，他们想了个办法——用喝水来提神，因为天气太冷，人喝了水很快就想上厕所，走到帐篷外，寒风一吹立刻清醒。
中国科学院珠峰地区综合考察队的队员忙着释放无线电高空探测气球，探测峰顶的气象信息。1：00，1：15，1：30，1：45，2：00……大本营的人们数着时间，却依然等不到登顶队员出发的消息，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
直到凌晨3点半，终于从海拔8300米营地传来消息——第一批冲顶队员出发了。
“我们已经登上来了……”11时08分，大本营的步话机里传来珠峰登山测量队长小嘉布的声音，徐永清和所有人一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里。接着，步话机里又传来女队员拉吉的声音。大本营里，曾经两次登顶珠峰的西藏女子登山队教练桂桑实在忍不住了，在那一刻喜极而泣，这个画面通过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传递到了千家万户。
永葆探索之心
与登山和科考队员朝夕相处几十天，忙时看他们工作，闲时与他们聊天，徐永清深知登顶成功的意义，也对这背后付出的艰辛深有感受。
不用说登顶训练的辛苦、重任在肩的压力和攀登途中面临的生命危险，就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本营待上30天，其中的酸甜苦辣就已让人永生难忘。
2005年4月的珠峰地区，与往年有所不同，气温偏低，雨雪偏多，风很大，气压很低。在珠峰大本营，夜间气温降到零下20℃到零下10℃，而白天太阳一晒，帐篷里的气温超过40℃，昼夜温差极大。
由于海拔高，缺氧严重，人的思维变慢，经常迷迷瞪瞪。平日里雷厉风行的记者们，来到这里也不得不放慢节奏。采访时多走几步就会喘个不停，写稿时大脑反应迟缓，话到嘴边偏想不起来。人脑不行，电脑也“掉链子”，打开一个文件需要十几秒钟，打一个字要几秒钟后才显示。电脑运行慢，耗电却极快。一块充满电的电池，平时能用几个小时，在这里只能用几十甚至十几分钟。
即便如此，在珠峰大本营的30天里，徐永清没听到过一句抱怨，所有工作人员都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各司其职。当年在珠峰上奋斗的激情，让徐永清至今难忘。
更让高登义难忘的是，人们对科学探索的执着追求。“登山时，很多队员会从珠峰顶部至北坡大本营每隔500米左右就采取冰雪样、岩石标本和土壤样品等，为研究珠峰地区环境背景状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标本。”
已经80岁的高登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下山时，登山队员王鸿宝由于极度疲劳和饥饿几近昏迷，但当他见到科考队员时，立刻挣扎起来，用手指向他的登山背包，说了声“标本”，随即昏了过去。
“我看见他所取得的各种标本上都清楚地标记有采样日期、地点和海拔高度，面对昏迷不醒的他，可以想象，他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为科学作着奉献啊！他和其他为了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的登山队员一样，永远值得我们崇敬！”高登义说。
如今，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北斗卫星系统、冰雪探测雷达、天顶仪、重力仪、峰顶觇标、超长距离测距仪等国产“黑科技”不断涌现，登顶画面可以通过5G信号直播到亿万个屏幕上……科技日新月异，而亲历者们的探索和奋斗精神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