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白驹过隙，父亲离开我十三个年头了，我也已至不惑之年。这些年来，父亲熟悉的身影时常萦绕在我的眼前：那帅气而慈威相济的面容，那身泛白而洁净的蓝色中山装，那声清脆而独特的咳嗽，那余音绕梁的赣剧唱腔，那久病后痛苦而绝望的眼神，那漫漫长夜浑浊而沉重的叹息……
不仅仅是夜里，不仅仅是清明，我的情感多少次如肆意狂奔的潮水般一涌而出，无休止地撞击思念的闸门。
少小离乡
父亲名爵银，有个小名叫杨锦，出生于1933年农历二月初二。传说这一天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此后雨水会多起来。民间流传着谚语：“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当然，父亲既非呼风唤雨的龙王，亦非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仅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但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头上的天，就是天上的龙！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都昌县周溪乡新屋程家村，村前是一望无际的鄱阳湖。祖父潇洒倜傥，出手阔绰。我从未见过的亲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娶了一房，也就是对我百般宠爱的后祖母。后来，祖父去了与都昌相邻的鄱阳县，一边做渔网生意，一边赌博，把祖传的那点田地家产几乎输光了。不过福祸相倚，祖父终究是荫庇子孙之人，“文革”期间，我们家一穷二白，被划为贫农，一家老小免受批斗之苦。
父亲兄弟姐妹四个。大伯一直跛脚，染上痨病，三十五岁时英年早逝；二伯参军，在抗美援朝中为国捐躯；姑妈老幺。父亲自小聪慧过人，志存高远。随着家境的日渐式微，父亲的童年非常窘迫。七岁时，当其他小伙伴进私塾念书时，父亲却在为别人放牛。听到私塾里传来的朗朗书声，父亲便心不在焉。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索性把系牛的绳子拴在铁桩上，自己偷偷跑到私塾旁，扒在窗户上看，坐在墙外听。就这样，父亲认识了不少字。父亲放的牛吃草太少，仅限于以铁桩为圆心、以绳子为半径的圆圈范围内，所以他放的牛又小又瘦，人家不干了，经常批评父亲调皮捣蛋，几年后干脆把父亲一辞了之。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家没饭吃，野菜都挖光了，父亲吃过树根，苦不堪言。穷则思变。1946年，父亲与姑妈一起逃荒到了景德镇。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离我家不到300里路，很多都昌人为了生计去那里“淘金”。至今流传一种说法：“景德镇是都昌人的码头。”父亲到景德镇后，四处找工作，最后在一家有名的国营瓷厂——红星瓷厂干活。他做事既认真又麻利，人缘好，上上下下赞不绝口。不久，父亲转为城镇户口，成了个吃“商品粮”的人，还当了组长。
父亲长得特帅，又好干净，常穿着白府绸裤和皮鞋，骑自行车上班。晚上睡觉前，总是把皮鞋擦得很亮，把衬衣、裤子缝对缝折得整整齐齐。姑妈在景德镇结婚成家，表哥表姐要父亲抱时，都会先说：“舅舅，我洗了手！”应该说，父亲在景德镇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1962年，景德镇市各大瓷厂精简干部、裁减员工，不少工人在“闹工潮”。祖父知道父亲一贯积极，一旦父亲参加工人运动弄出什么事来，连个为他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再者家里也需要一个男人来支撑。于是，祖父指示父亲回家。
父亲只得“遵旨”，辞去打拼多年而得来的工作，让来之不易的“商品粮”得而复失，重新成了一个农民。
白手兴家
回到老家时，父亲刚好三十岁。人说“三十而立”，可父亲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开始为家庭兴盛而奋斗的艰辛历程。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光吃饭穿衣就是个问题。如何养活“嗷嗷待哺”的一家人呢？为此，父亲绞尽脑汁。刚开始，父亲去乡里的渔网厂做事，不久便回到村里。大队有个综合厂，父亲几乎做遍了车纽扣、麻换纱、织网、牵网、摇纱、草席加工等工作。
父亲可谓麻换纱的高手。大队综合厂需要纱为原料织渔网，从本地把麻的茎皮收上来，派人挑到外村去换成纱，把纱交回给厂里时，厂里按照换来的纱的级别和斤数，返给换纱人一两角工钱。清晨，父亲挑着四五十斤麻出去，走村串户地喊着“麻换纱噢！”，晚上挑着同样重量的麻和纱回家。早上出门时，祖母炒好饭端给父亲吃，父亲总是不吃，只吃一碗稀粥就上路了，说把饭留给我们吃。父亲能说会道，人家愿意把纱换给他，因此是全村做得最出色的。
只要有钱挣，再大的苦都不怕。1975年底，大队要买去湖洲上打草的船，别人不愿意在外面过年，都不去。父亲主动请缨去了，在湖北黄梅过的年，一个多月后回家时，给大姐、哥哥各买了一件呢子面衣服、一条毛料格子围巾。大姐和哥哥是全村最早穿上呢子面料衣服的人，可买衣服的钱是从父亲牙缝里省出来的：每天吃一餐饭，剩下的两餐吃馒头，因为吃馒头不要菜，这样每天可以节余两餐的菜钱。
后来，村里家家户户织布。父亲做什么专什么，枣核形的梭子在他的左右手之间来来回回，像流星般快速地穿行。正如那时的流行歌曲《金梭和银梭》中所唱：“金梭和银梭日夜在穿梭，……织出最美的生活、最美的花朵。”然而，这些美妙的“乐曲”浸满了父亲的心血和汗水。他夜以继日地织布，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唧唧复唧唧”地织到深夜，织到凌晨。
为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父亲要求二姐、三姐利用放学回家吃饭的时间穿扣，每机扣值五角钱，不穿完就不许吃饭和上学。但是，父亲对子女宽严有度、体贴入微。不论家里有多苦，正月初一那天，父亲都会为我们准备一身新衣服，让我们高高兴兴地过年。二姐在厂里做学徒，工时三班倒，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回家向父亲诉苦，父亲没有责怪，而是安慰：“累和苦是暂时的，你要好好干，在厂里上班怎么都比种田强，家里不要你交一分钱，多买点好吃的东西补补身子，钱不够用，你就跟我说。”二姐感动得热泪盈眶。小时候，我玩纸牌打“九点半”，一次竟输了一百多分，也就是一块多钱，哪里付得起？那个小伙伴不干了，找父亲“讨债”。完了，父亲非揍我一顿不可！令我想不到的是，父亲“还债”后没有打我骂我，而是教育我挣钱不容易，赌博不仅输钱，而且影响学习，叮嘱我以后别再打了，言语间溢满母爱般的慈柔。
在为家庭振兴而辛苦劳作的同时，父亲没有丢失生活的情趣，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父亲经常带着我用锄头和铁锹清理房屋四周的滴水沟，屋内家具很少，可父亲隔一段时间就要换换它们的位置，求得新感觉。中秋节的晚上，父亲把桌子搬到门前空地的树底下，桌上的碟子里放好一两块月饼。赏月时，父亲将月饼切成若干片，每人吃上两三片，香气袭人。圆圆满满的月亮，香味四溢的月饼，嫦娥奔月的故事，父亲脸上的笑容……这些唯美的画面定格在脑海，永远永远。
经过父亲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及大姐、哥哥相继参加工作有了工资，还有母亲一直以来在渔网厂的工资，家里慢慢地缓过气来了。原来我家的房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和大伯家合住的半边屋，另一部分是和同族伯伯合住的半边屋。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父亲决定拆掉后者，盖栋新屋。
1980年，我家的新屋拔地而起。除了从老屋拆下来的木材和瓦以外，父亲新买了红石和线砖。父亲一生爱美，对房屋的设计亦是费尽心机。新屋为徽派建筑样式，里面为五树三间的木质结构，外墙四面铺满线砖，线砖间空隙处灌满泥浆，马头墙随屋顶坡度层层跌落，门楼支在红石脚托上向外飞挑，大门框四周由一色的红石堆砌而成。地上的土既松软又不平，父亲请木匠做了两个长条形的简易木锤。他带我在附近到处捡石头和碎砖块，将它们零星地铺在地上，然后带着我用木锤慢慢地锤，这样处理过后的地面平整结实，不易起灰，也不易返潮。
独门独户，更有家的气息。这栋屋的建成是父亲完成兴家重任的一个阶段性标志，父亲当之无愧地成了一屋之主，更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
卖屋送书
“卖屋送书”，源自父亲经常说的话：“你们攒劲儿读，只要你们愿读，我就愿送。考不考得上大学是你们的事，送不送得起是我的事。哪怕是卖屋，我也情愿送你们读书。”“读书”，在都昌方言里蕴含上学、看书、学习等意；“送书”，即供养读书之意。
不知是因为私塾里的读书声强烈刺激了放牛的父亲的自尊，还是因为在景德镇领悟到城乡差别的根源在于知识的拥有量，父亲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对“读书”的渴求，甚至于痴狂。
凭着这种痴狂，父亲在私塾的“高墙”外盗得知识的“灵芝仙草”，没上过一天学，竟然写得一手清秀飘逸的毛笔字。父亲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坐在学堂里享受“读书”时光了，由此，他把实现这种理想的渴求寄托于子女身上，开始“卖屋送书”的传奇。
大姐高中毕业，当时很少见，后来搞过社教，当过老师，还被推荐为副乡长，可她第一胎生了个女儿，而夫家想第二胎生个儿子，不得不因背离计划生育政策而放弃仕途。哥哥高中毕业后学过木匠、篾匠，打过石头，驾过船。父亲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十万火急地召回正在鄱阳湖上开船的哥哥，让他潜心复习，准备参加1977年冬天的第一届高考，哥哥考上都昌师范学校，成为全村第一个中专生。
二姐初三补了三年，不愿再读。1985年5月，母亲从县针织厂退休。在乡下，儿子顶替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却作出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决定：二姐顶替，我继续读书。有的人在儿子顶替后，向父亲炫耀：“我的崽这个月又发工资了，少华还在读书花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父亲一笑了之：“别显摆了，走着瞧。”父亲之所以作此决定，源自对我坚定的信心。小时候，我每学期末都能领到三好学生的奖状。那时奖状特大，父亲专门留了块地方贴我的奖状。我没辜负父亲的厚望，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
三姐高三补了两年，就没再补了。父亲考虑到她从小体质嫩弱，肯定受不了干农活的苦，就让在景德镇当居委会主任的姑妈想办法，以姑妈女儿的名义把她转为城镇户口。妹妹读完初三后，哥哥帮她上了城镇户口，也吃上了“商品粮”。
像父亲这样，不论男女一律“送书”，直到子女不想“读书”为止，真是不可思议。当时，男孩最多上完初中就回家干农活，是一把好劳力；女孩上完小学就不错了，早点嫁人早得礼金，逢年过节还要给娘家送节。在那些贫苦的日子里，要作出并实现“卖屋送书”的打算，除了高瞻远瞩的智慧，还得付出不菲的“真金白银”。
80年代，我在学校寄宿，从家里带一罐干萝卜丝或干腌菜，就是一周的菜了。菜里别说放油，父亲有时连盐都舍不得放。那时家里吃不上饭，天天吃蒸菜、红薯和南瓜，吃得嘴角起泡。大姐穿过的衣服给二姐，再给三姐，直到没法缝补为止。新学期开始前，父亲总在盘算报名费和学杂费，没日没夜地加班做事，实在不够就四处借钱垫上。爱喝点酒的父亲为此有时喝闷酒，或是抽着长长的竹烟斗，愁眉苦脸，一言不发，却从未说过半句“别读算了”之类的话。到了开学，他总会分毫不差地把报名费交到我们手上。对于“读书”来说，父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贵族”般富足的环境！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挂在父亲嘴边最多的，永远是读书、读书、读书。在父亲的思维里，一切都离不开“读书”，“读书”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们玩耍时，父亲说：“有这个疯的时间，读读书多好啊！”我们缠着要买东西吃时，父亲说：“要是读书这么有劲就好啦！”哥哥学各种手艺时，父亲要求他随身带书去看，不要误了学业。父亲很开明，觉得认真读了成绩不好，那是没办法。如果学校反映谁不认真的话，父亲一定会狠狠地骂一通，甚至狠狠地揍一顿。
父亲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我们六人全部跳出农门，分别在景德镇、南宁、北京等地工作，实现了父亲的夙愿，被远近四邻传为佳话。当然，父亲最终没有真的“卖屋”，却在呕心沥血地践行着他的诺言。
如果新屋象征父亲奋斗的物质坐标，那么，“卖屋送书”就象征着父亲奋斗的精神高地。在父亲的世界里，知识远远比房屋重要，为了“送书”，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后者。
不由得想起一句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父亲是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基层农民，却没有为当时农村盛行的“读书无用论”所遮蔽，排除万难地供子女读书，堪称站到了“最高层”。
赣韵悠扬
如果怀念需要什么载体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赣剧就是。它经常在我耳边响起，若隐若现的唱腔浸满了父亲的影子。
在景德镇时，父亲迷上赣剧，去市赣剧团参加业余学习，学会了识简谱。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戏，不知不觉就上瘾了。父亲的悟性极好，吹拉弹唱无一不精，而且记忆力惊人，很多唱段的剧词倒背如流。
回到农村后，他非但没有丢掉这个爱好，而且将其传扬开来，成为文化贫乏的乡村的精神盛宴。都昌方言里，把唱戏叫做“唱曲”，把剧本叫做“曲本”，把剧团叫做“曲伙”。空闲时，父亲认真地用毛笔抄好从景德镇学来的和祖上传下来的剧词，自己手工订成线装本，便是曲本。每当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赣剧节目，父亲就守在收音机旁竖着耳朵边听边学。后来有了录音机，父亲把广播里的赣剧录下来，然后放磁带跟着录音学，就更方便了。
在都昌，每逢娶媳妇、新屋上梁、丧葬等红白喜事，都要请曲伙来热闹热闹。很早以来，新屋程家村一贯都是请外村的曲伙，于是，父亲打算组建本村的曲伙。成立曲伙，先要有人。父亲挑选了一些稍有音乐细胞的年轻人，很多青年开始不愿学，在父亲耐心的说服下变得热情高涨。然后，父亲跟大队做工作，买来鼓、大锣、小锣、小钹、唢呐、高胡、二胡等乐器。人员、乐器这两件事，若非父亲独有的人格魅力，是肯定办不下来的。
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那就是培训。每天晚上，父亲和这帮后生在我家敲锣打鼓地练习。曲伙成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些连字都不认识，父亲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从发侧音、背戏词到调音准，从单个乐器演奏到乐队配合，从某个唱段到一部完整的赣剧，父亲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但是，父亲一点儿也不觉得苦，老是对我说：“我们家天天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多好啊！”
终于，曲伙“修成正果”。曲伙开张那天，父亲带着“弟子”们在全村游走了一遍，很多家里放鞭炮庆祝。从此以后，我们村不仅不用请“外援”，倒是我们村的曲伙经常被请到外村，真是扬眉吐气，大长了新屋程家的威风。
当然，我们兄弟姐妹自然“逃脱”不了父亲的熏陶。从1975年开始，大姐、哥哥就出去唱曲，大姐唱《张家姑娘出嫁》，哥哥唱《打虎上山》，他们还经常表演对唱《送公粮》。当时我还小，曲伙教习时我几乎全程陪同。耳濡目染之后，我有事没事就念念有词地模仿乐队的锣鼓声：“框净来净框。”一谈起此事，姐妹们至今依然笑得人仰马翻。父亲认为我是块唱赣剧的料，教我唱熟了《刘备修书》。父亲常对我说：“会唱曲好啊，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吃酒席、吃花生瓜子了。”按都昌风俗，家里办喜事，就把花生、瓜子倒在桌子上，曲伙成员围桌而坐，看热闹的人站在边上“旁听”。那时家里穷，吃糖果或吃大鱼大肉的酒席真的是一种奢侈的待遇。父亲的这番话也许有人觉得可笑，回忆起来，我却有着说不出的酸楚和甜蜜。我经常随父亲走几里路，到陶公岔、箬堑等村去唱，乡亲们都说我传了父亲，唱得好听。
新屋程家村一共三百多户人家，春节期间一般都有人结婚。闹洞房时，哥哥和我会去送恭喜。这几年总觉得缺点什么，胡乱凑起的曲伙，不成章法的锣鼓声，响了半小时就被录相或卡拉OK声所替代。乡亲们要我唱歌时，我就说：“我还是唱段曲吧！”然后就唱起那段百唱不厌的《刘备修书》：“一见先生带箭丧，不由孤王两泪汪……”尽管配合的锣鼓敲打得不成样子，京胡拉不准调，我却心驰神往，因为，我看见几个受过父亲培训的曲伙成员坐在那里，思绪不由得飘回到二三十年前……
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唱父亲教过的一个段子，那就是赣剧《红灯记》中铁梅的一段南词《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每年春节大团聚时，我们都会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地唱起来，成为一个雷打不动的节目。我特别喜欢里面的词：“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爹！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那一声重重的“爹”，让我对父亲的无限崇敬和不尽思念从内心深处喷薄而出！
习武护家
能文能武，父亲确实是个全才。他经常说：“拳要打，字要写。” 又说：“人生在世，写说算打。”
我们家有习武的传统，曾祖父、祖父都身怀绝技，武功超群，打遍附近无对手。父亲的拳脚、棍术深得祖父的真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昌仿佛处在没有开化的状态。因争地或小小的个人纠纷，邻村常会打群架。同一个村里，大事小情似乎也靠拳头解决，儿子多的人家在村里的势力就大。只要稍有矛盾，男人就会拔起地里的丝瓜桩，或是抡起扁担、锄头，短兵相接，谁家里人伤得多，谁就认输，回家养精蓄锐，下次再来。有一次更残忍，一人举起斧头，朝对方的脑袋砍去，对方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大伯有两个儿子——重孙哥和广孙哥，重孙哥在外面工作。哥哥不是读书就是工作，长期在外，我年纪尚小。因此，家里只有父亲和广孙哥两个男丁，如果不会武术，自然会受别人的欺负。
父亲常在家里练坐桩，也就是小腿垂直于地面，大腿与小腿垂直，有时能蹲着不动坚持半小时。他爱练扫堂腿，身子下蹲，一条腿贴近地面呈弧形猛力扫去，以绊倒对方。还有一种劈腿的功夫，也叫“开裆”，就是把两腿最大限度地分开，呈一条直线着地。
哥哥成年后受父亲影响，非常爱好武术，买了一些武术的书来看，书上有拳或武器的走势路线示意图，两人经常对着书在家里练搏击术。父亲还请木匠制成一对木锏，一手拿一个。父亲和哥哥一人拿棍，一人持锏，你来我往地练对打。我最喜欢他们练棍，棍走龙蛇舞出呼呼的风声，真叫一个淋漓酣畅。
父亲的武功日臻成熟，对付两三个人不在话下。有时，那些儿子多的人家领着一群人来无事生非地挑衅，父亲被迫手持长棍以少敌多。对方一旦动粗，父亲就抡起长棍，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倒为首的人，其他人见势赶紧逃走。有的人打不赢，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往我家屋顶上扔石头子，致使瓦破屋漏，这比明着受欺负好。凭借非凡的武功和良好的人缘，父亲很少与人动手，没人敢觊觎我家。
令父亲始料未及的是，练功习武“无心栽柳柳成荫”，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哥哥的一生。哥哥师范毕业后当了老师，得知县公安局公开选调警察，他报名竞聘成功，便改行当了警察。应该说，一身武艺为此增加了一块沉甸甸的筹码。我去派出所玩时，发现哥哥一大早就起床，到背后的山上练拳舞棍。哥哥成为警察后，每次抓嫌疑犯时一马当先，单挑起来，不法分子远不是哥哥的对手，歹徒闻风丧胆。后来，哥哥当上了派出所所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
还有一个直接受益于此的人，那就是大姐夫。他原是哥哥的师范同学，两人玩得好，大姐夫也爱舞枪弄棒，常到我家和父亲、哥哥一起切磋武艺。父亲答应把美丽优秀的大姐嫁给一贫如洗的大姐夫，应该说与赏识其武功不无关系。
有一次，我被小伙伴打了，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又心疼又生气，当晚就关起门教我练打，说只要学几招就能打赢。他耐心地教着我，圆一手、托一手、推一手、铲一手……我迅速地学会了，轻轻松松把那个人打输了，从此没人敢欺负我。
父亲武艺高强，却从不卖弄武艺、恃强凌弱。他总是说：“武术是用来防身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正是父亲的非凡武艺和高尚武德，为他兴家图强营造了一个稳定安宁的外部环境。
父爱如山
只要到歌厅，我一定会点唱电视连续剧《咱爸咱妈》的主题曲《父亲》：“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会回忆起与父亲相处的美好时光。
本来，哥哥手下还有一个二哥，但二哥一岁多时因病夭折，父亲一直盼望再添男丁。我出生那天，三十八岁的父亲喜出望外。按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我这一辈名字的后面那个字都是“孙”，比如哥哥叫仙孙，二哥叫学孙。到了为我取名的时候，父亲标新立异，取名“少华”。人问缘由，父亲说：“中央有个石少华，我的细崽也取名少华，以后肯定有出息。”石少华是新华社记者，为国家领导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没想到自己果然成为人民日报记者，成了石少华前辈的同行。这难道是巧合？抑或是冥冥中父亲的先见之明？
都昌有句老话：“爷娘疼幼子，祖父疼长孙。”母亲在厂里上班，我是父亲一手带大的。父亲有时脾气急，却几乎没打过我，连骂都很少，老爱用胡子轻轻地扎我。父亲走哪里都带着我，我也喜欢跟着父亲，走累了，就要父亲抱我、背我，或是骑在父亲的肩上，俨然父亲的尾巴。我小时候胆小，上厕所时害怕，就让父亲在厕所外守着，还要父亲隔不久就咳嗽一声，证明他在，我心里才踏实。直到初二，我还和父亲头挨头同住一床，后来去学校寄宿才作罢。有时，父亲陪我睡着后出去串门，一旦我醒来发现父亲不在身边，就双脚不停要打床板，一边哭，一边大喊“我要爷啊”，直到家里人把父亲叫来为止。“爷”，在都昌方言里就是“父亲”的意思。夏天的晚上，家里热，我们把竹床、摇椅搬到外面乘凉。有时，我一觉醒来，发现父亲还似睡非睡地摇着老蒲扇，为我送风、驱蚊，让我幼小的心灵泛起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父亲，多少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对我宠爱有加。在大米成为珍贵食品的年代，我们家经常吃菜粥，菜叶里放的米很少，父亲老是把饭盛好端到我手上，其实他已悄悄地往碗里多盛了些米粒。姐姐发现了不吱声，妹妹有时闹着不干，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好不容易做了米粉炖肉，吃光后，被父亲允许把饭倒进米粉钵、把钵舔得干干净净的人，也一定是我。有一次，我嫌菜不好，吃不下饭，父亲想了个招，往豆豉里放点油星，再用酱油一炼，每顿饭给我一点，我便吃得香了。从我十岁开始，父亲每年给我吃一只鸡，一直吃到十八岁。这只鸡放在锅里炖半天，父亲说不知道哪块肉养人，要求我除了骨头之外，得全部吃下去。吃完之后，父亲要我睡一觉，说这样“长肉”。
还算听话的我，有时也给父亲惹麻烦。一个周末，我骑自行车从三汊港中学回家，在冯高村下坡时撞翻一位挑粪的人，自己一身臭粪不打紧，人家不干了，把我扣下来。父亲迅速赶到，既赔礼道歉，又赔了钱，才把我“解救”回家。我觉得父亲肯定会骂我，可父亲见到我后没有批评我，反而摸摸我的手脚，问我受伤没有，嘱咐我下坡时要提前刹车降速。
父亲文武双全，也许不会想到那么深远地影响了两个儿子未来的职业走向。如果哥哥尚武得益于父亲传授功夫，那么，父亲更是引领我走上从文之路的启蒙老师。
我从小写得一手好字，父亲为我创造了很多练字的机会。如果家里添置了新谷箩、晒篮、苗篮等，父亲就叫我用毛笔在其背面写上他的名字和购买日期。多年以来，哥哥一直义务为同村其他人家写春联。从我读小学开始，父亲就鼓励我写春联，先写自己家的，后逐步写一部分别人家的。上大学后，我就完全接了哥哥的班，多的时候整整两天才能写完。我上小学时，父亲特意买了本日记本，让我摘抄好词语好句子。父亲爱听评书，我也着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评书节目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我正好也是这个点下课。上午第四节课快要下课时，我就心神不定，提前把文具放进书包，只等老师一声“下课”，便第一个冲出教室奔向家里。算上报时和节目前奏，我到家时最多耽误一两分钟。父亲与我守在收音机的两旁，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完后，我们一起猜测、讨论“下回”的内容。我们几乎听过那个年代里所有流行的评书，包括单田芳讲的《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水泊梁山》，刘兰芳讲的《岳飞传》《杨家将》等。在阅读资源空前贫乏的时光里，这些情节跌宕、绘声绘色的评书像一颗颗种子，孕育了我执著一生的文学兴趣和侠义情怀。
父亲最在乎的是我的学习，一切都要为学习让路。父亲教会我唱《刘备修书》等赣剧曲目后，便没教我新的段子了。他说：“读书是大事，赣剧不能当饭吃，唱多了会影响学习，误了前程。”有一次，我正在汪家村等车返校，父亲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塞给我，气喘吁吁地说：“还好你没走，要不一个礼拜用不上钢笔了。拿着，快上车，我走了。”说完他就回去了。看着父亲汗流浃背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我的泪水狂流不止，眼睛一片模糊。
父爱有如伟岸巍峨的高山，一年四季稳稳地昂首站立，以其挺拔的身躯为我们兄弟姐妹披荆斩棘，遮风挡雨；父爱又宛如清澈辽阔的鄱阳湖水，哪怕湖底澎湃着汹涌的暗流，也为我们兄弟姐妹呈现出风平浪静的淡定从容！
德披亲邻
“百善孝为先”。父亲一生深耕孝道，心存感恩。
祖父去世后，父亲对后祖母像亲妈一样孝敬。有一次，祖母的脚趾生了黄豆大的鸡眼，走起路来很疼。父亲用浸过水的红石慢慢地磨掉鸡眼，鸡眼再长大，再磨，很难根治。有一次，父亲替祖母用红石磨穿鸡眼后，用嘴对准磨穿的孔，猛地一吸，吸了一口的脓汁！原来他听人说，吸了之后，鸡眼就会断根。这个方法并未奏效，但父亲的孝道堪为高山仰止。
大年三十、清明节、七月半等节日来临，一般的家里只祭祀上两代，再往上的祖宗就不管了，年纪大了让儿孙去上坟，自己就不去了。而父亲不会如此，总是提着装有酒菜、香火的篮子，亲自带着儿孙去祭祖。即便在他的曾祖父、祖父坟前，父亲同样会鞠躬、烧纸、点香、放炮，风雨无阻。
大伯比父亲大十七岁，离世早，大娘守寡多年。父亲对大娘尊敬有加，视侄子为亲生儿子。广孙哥快三十了还没结婚，父亲四处奔走，帮他撮合成一门亲事。广孙哥年轻时脾气暴躁得像张飞，动不动就惹是生非、打架斗殴。每逢这时，父亲都冲到现场，一边向对方赔不是，一边责备广孙哥，数不清多少次化险为夷。我想，这些都是源自父亲对兄长的尊重。
父亲对亲戚以诚相待，极尽礼数。他的理论是：“你看得起亲戚，就是看得起相对应的家人。”大年初一上午，父亲必定领着我们去舅舅家拜年，从未例外，母亲当然欢喜。舅公家与我家相距十多里路，可父亲每年正月都领着我走过去拜年。舅公去世后，父亲照样去拜舅婆的年。舅婆叫父亲别去，省掉算了，但父亲依然如初，舅婆感动得老泪纵横。
父亲在大队和村里没担任任何职务，却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父亲是个热心肠，利用麻换纱接触人多的优势到处说媒，让同村很多贫穷的大龄男青年找到了媳妇，这些人至今还念叨父亲的恩德。乡亲们遇到大事小情，不找村干部，却喜欢到我家来坐，找父亲倾诉。村长自己也老来我家与父亲聊天，咨询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父亲往往在耐心倾听之后，掰着指头一二三四地分析利弊，将他的意见娓娓道来，来客总是“满载而归”。得知谁家里闹矛盾，父亲就会登门劝导，矛盾双方一定会如沐春风，捐弃前嫌，握手言欢。那时，两列迎亲队对面相遇，经常会因为谁走路的东面、比谁的嫁妆多等而打群架。父亲总是被东家请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在邻近村庄的威望，“化干戈为玉帛”。
父亲以一介平民之身乐于助人，乡亲们自然不会忘记他。走在路上，乡亲们乐意向父亲打招呼，或驻足一起拉拉家常；我家做屋，乡亲们纷纷前来帮工，不要一分工钱；我家办喜事时，主动前来帮忙的人很多；逢年过节，这家端碗米粑，那家端碗面条……
父亲从点滴做起，坚持修身立德，成就了其不怒而威、不令而行的感召力。正因如此，无论在自己家、亲戚家，还是村里办大事，父亲在哪里，他就是哪里的核心。
罪恶魔栓
我们村有一个全国各地独一无二的节日——“过二十六”，其庆祝的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家家户户门庭若市，热闹非凡。然而，1987年的这个节日，我家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两天前，也就是农历二十四，亲爱的父亲生病了，而且病得那么厉害！
那天早晨，父亲坐在八仙桌旁，手扶着桌子一个劲地笑，嘴角往上翘。母亲没在意，叫父亲刷牙。父亲在厨房舀了碗水，挤上牙膏，还没开始刷牙，手便不停地抖，碗里的水泼光了，父亲站在门槛上摇摇晃晃！母亲突然意识到：父亲生大病了！母亲赶紧喊来邻居，可父亲没要任何人搀扶，疯狂地朝村卫生所奔去，谁都追不上……
一切都晚了，晚了。父亲患的是脑血栓，也叫中风，是由高血压引起的。高血压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病，祖父就是患脑溢血而去世的。在脑血栓的各种病里，父亲患的是最严重的那种：右半身瘫痪，丧失语言功能。父亲是块铁，是块钢，好像从来没生过什么病，可一生，就生出天大的病来！
在学校听到这个噩耗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天昏了，地暗了！天崩了，地塌了！在周溪乡医院的病床上，父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强忍心中排山倒海的悲恸，泪水默默地流着，流着……后来，父亲转到县人民医院，接受了一个月的治疗，病情依然没有改观，只好无奈地回家，开始长达十二年地狱般的煎熬。
不能说话，半身不遂！刚烈不屈的父亲如何能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起初，父亲因我们听不懂他的“手语”而容易动怒。奇怪的是，父亲什么话都不能说，却可模糊地发出“天哪”两个字。是啊，父亲是在谴责老天的无情和不公！是在悲愤欲绝地无语问苍天啊！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看望，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流泪，我们劝他们别哭了，这样父亲更难受，他们就强装欢颜。有的人为父亲揉手按腿以活血，有的人提供治愈过别人的偏方，有的人抓来各种各样的土药，为父亲痊愈出谋划策。
慢慢地，来家探望的人少了，被父亲送出农门的儿女一个个出去了，照顾父亲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母亲的肩上。父亲每天吃些罗布麻片、降压灵等药，以维持血压平稳。父亲无法忍受哑口无言、身体残缺而神志清醒的折磨，还让母亲受累、子女牵挂，他悄悄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几次，父亲趁家里没人，吞下一大把，甚至一瓶药片，想终了此生，直到送往医院才抢救过来。我们哭着劝父亲振作起来，为我们而坚强地活下去，父亲才打消轻生的念头，开始同病魔顽强地斗争。
父亲生病时，我在三十里路以外的地方读中学，后来去南昌读大学、留校工作，除了暑寒假，回家的机会不多。然而，每次回家时，我都能感慨万千地发现父亲同病魔搏斗的新战绩。父亲刚生病时，一切饮食起居都依靠母亲。后来，父亲练习站起来，而且拄着拐杖能走几步路；洗头太麻烦，就剃成光头；用左手拿勺吃饭；自己扶墙走到马桶，解裤子，完成大小便；左手拧干毛巾，自己洗脸、擦脸，自己卷起裤管洗脚、擦脚。这些看似简单的进步背后，却蕴含着父亲多么艰难的努力与抗争！
我是那么急切地盼望父亲张口说话，聆听他的声音、教导；盼望父亲迈开双腿，重现他健步如飞的身影！然而，一天天地过去，这样的奇迹终究没有出现。后来，父亲为了不给母亲和子女增添麻烦，情愿自己默默地忍受痛苦，儿女们同他说话时，他偶尔微微地点点头，只是在难眠的长夜里发出一声声呻吟和叹息。门外的天空暗了又明、明了又暗，窗外的树叶落了又长、长了又落，父亲度日如年地挨过了漫长的十二个春夏秋冬。
母亲自始至终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没有让父亲在床上躺过一天。然而，父亲还是越来越消瘦，眼窝深陷，头低垂着，背佝偻着，全身只剩下皮包骨头。饭吃得越来越少，两碗、一碗、大半碗、半碗、小半碗……父亲便秘，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大便一次，吃多了肚子胀而又排不出来。父亲一年要发两三次病，发病时眼睛发白，口吐白沫，手脚剧烈地抽搐，全身肌肉痉挛变形。那种情形让我钻心地疼痛，恨不得拔出那颗罪恶的栓砸得粉碎，叫它万世不得翻身！有时，我甚至希望父亲早日离开人世，免受病魔惨绝人寰的摧残。
1998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清晨，当朝阳冉冉升起的时候，父亲却永远地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六岁。父亲一定死不瞑目，他多么想拥有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对十二年如一日悉心照料他的母亲道一声感谢，多么想儿女们守在身边陪他走完最后一程，然而，没有，都没有！
在那些哀乐低回的日子里，我一遍遍地诅咒命运的无情，一次次地谴责自己的罪过。这十二年里，我两次高考落榜，不知给以我为荣的父亲带去多少精神上的打击！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时我二十有七，却没结婚成家。作为一个旧社会出生的农民，父亲一定对此牵肠挂肚、不能释怀。我为此而抱憾终生，真乃“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还记得，侄子晚上呱呱坠地后，天还没亮，父亲就跑到周溪街上买来新鲜的鲫鱼，为嫂子补身子。侄女读幼儿园时，父亲坐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着她表演《一朵小小的蝴蝶花》，笑得合不拢嘴。
在那些哀乐低回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凝视着安静平躺的父亲，觉得父亲大病的根源是为儿女们操劳过度，从来没有好好地享过一天福。现在，父亲终于解脱了，有如凤凰涅槃般重获新生！父亲终于告别命运的苦难和不公，去天堂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了！
父亲入殓时，我奋力挣开众人的阻拦，用双唇轻轻地吻了一下父亲冰凉的额头。父亲，亲爱的父亲，请带着儿子的体温通往你的幸福之路吧！请接受儿子至高无上的感激、歉意和崇敬！
安息吧，父亲，我最最亲爱的父亲！
天上人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从此，父亲在儿女们无比的愧疚和依恋中永远地诀别了。
曾几何时，姐妹们说起父亲的往事，便哽咽难言、涕泗横流；曾几何时，我梦见父亲在痛苦地抽筋、呻吟，梦断魂惊，泪湿枕畔；曾几何时，我推开同事的房门，见其父子同桌对弈，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转身跑到自己房间泣不成声……
我常常想：《红楼梦》散佚后四十回而成残稿，却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维纳斯雕塑残缺双臂，却依然成为世界艺术的高峰。同样，那枚邪恶的血栓锁住父亲五分之一的生命历程，却丝毫没有影响父亲平凡中的伟大，父亲永远是巍然屹立在儿女心中的高峰！
父亲长眠的地方很美。墓地坐落在一片坡地的高处，与我家房屋隔湖相望。四周是一望无垠的田野，春天簇拥着黄灿灿的油菜花，秋天结满雪白如云的棉花。这，一定是父亲喜欢的景致。有一句歌词仿佛为此而作：“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漫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你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尘世间多少繁芜，从此不必再牵挂……”
只要回家，我就会去那里走走。洒上几滴酒，点燃一支烟，插上一炷香，深鞠三个躬，烧上一捆纸，放一挂长长的鞭炮……我爱听鞭炮震耳欲聋的声音，爱看香和纸的余烟袅袅升起，或是驻足坟前一言不发，心里默默地祈祷，祈祷父亲永远告别人间的痛苦，在天上如侠客一般风驰电掣，像高胡拉出的赣剧旋律一样行云流水，真正成为一条自由翱翔的龙！
父亲的墓碑上，刻着我作的一首诗：“吾父当抒叹，英明万世传。白手把家兴，才德冲霄汉；卖屋送书愿，志酬历辛酸。晚年血栓患，苦痛谁堪言？夕照隐青冢，儿泪落关山。”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珍重。现在，母亲身体健康，我与妹妹都已成家育子，很多晚辈读了大学、研究生，儿女们的日子过得还算甜美。也许，这是告慰父亲亡灵的最好礼物。
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文章发表于《作家》2011年第11期）
原标题：怀念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