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脚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已快四年了。

那是一个冬日的周末,早起,我很是心慌,母子连心,非常想回趟乡下老家,去看看卧床的母亲。

那年,母亲已91岁了,在炕上已不能自理,屈指算来,也快10个年头了。多亏了哥弟两人轮流精心照顾,才免了我很多担忧。

每年假期,我都赶往老家看母亲,随着母亲身体一天天虚弱,有了私家车,回家次数也多起来了。

临近中午时,我赶到家。母亲静静地躺在弟弟家炕上,阳光透过玻璃窗,加上屋里土暖气烧的炕,屋里很是暖和。她好像知道我回来了,嘴里含糊不清嘟囔了一句。

母亲在最后日子里,也很爱干净,每天都坚持自己洗漱,自己梳头,力气实在不行了,也都是让人每天梳头、擦脸。

家里人说,母亲估计熬不过这个冬天。家人轮换着陪着母亲。母亲已很虚弱了。我用手摸着母亲的脸,干枯的躯体已剩下一张皮。

我给母亲干瘪的嘴里,送了点水,喂了点稀饭,母亲闭着眼,吧嗒着嘴算是吃过饭。

当晚,我陪母亲合衣而睡。每次回家,大都由我和母亲在一起,主要是听听她讲讲老家的家长里短。

那天夜很长,母亲已没有往日的气力,只是从微弱的呼吸中,听到她的存在,我不时起来给她喂喂水,一宿灯也没有关。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瞪瞪地睡着了。早上6点多,隔壁住的弟弟起来看母亲。这时,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上还热乎乎的。

母亲没有惊扰孩子们,悄无声息地走了,走得那样安静,那样安详。她像盘算过,选择了大家休息的周末。

母亲出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是民国时代的小脚女,18岁从邻村嫁到孙家。小两岁的父亲为了当兵,给守寡的奶奶找个伴,临走前娶了母亲。

那个年月,在家孤苦伶仃的婆媳俩相依为命,过得很是贫苦。父亲走后,一直在外转战南北。有一年,听说父亲的部队在天津,在老家的婆媳俩连夜找个马车,赶赴天津,披星戴月走了3天,才隐隐看到天津城的大白楼。

战时天津,枪炮声不断,有谁还敢进入城区。奶奶和母亲只好遥望城区,叹了一声:“算了,回去吧!”连夜气馁地又回到老家。后来提及此事,父亲总是嗔怪:“去那找啊,多危险!”

后来,父亲从部队回到老家,奶奶死活不让父亲外出做事,托亲戚在老家找了个老师的差事,与母亲过上了安定生活。

母亲不识字,生来胆小怕事,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十里八乡,母亲是公认事少的人。

父亲在离家50里外的县上当老师,虽不能天天回家,节假日也能住上几天。母亲在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陪伴婆婆,日子虽拮据,但日子还算平平淡淡。1958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唐山韩城劳动改造一年。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靠母亲和奶奶东家借、西家凑。靠养点鸡和一头猪卖点钱,拆兑着过了一年。父亲回来后,再不能回到学校,在村里挣工分、干农活。

母亲在家白天去田里割猪菜,养猪养鸡,还要烧炕做饭,种家里的园子。她的那双小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常常肿得红红的,她就用热水烫烫解解乏。入夜,等孩子们都睡下了,她在煤油灯下,还要给家人缝补衣裳,纳鞋底。

比我年长几岁的姐姐、哥哥小学没毕业,也都参加了农业劳动,为了是给家里挣点工分,减轻负担。

有一年夏天,每天母亲带着我去割芦草。她瘦小的身躯,在太阳下被晒得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了,她喝口水,就坐地上割,每次都要割满满一大筐,再加上一个小筐才肯回家。这个夏天,我们母子足足割了近一个月。把芦草放在院子里晒干后,堆起了一大草垛。哥哥用车拉到集上换了十几块钱,母亲高兴地摸着我头:“咱娘俩没白辛苦,这个月能宽松点了。”

那年月,油粮、肉等副食品都按票供应,家里人口多,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布票也是按人口发的,母亲不认识字,就让我在每张票的背后按照她的意思做上标记,这样使用的时候才不至于混乱。做上标记后,她小心翼翼地放在炕席下,再用被子盖上。

随着孩子们长大,日子也慢慢地开始好过起来。姐姐也能帮助母亲干很多针线活了,哥哥在生产队挣的工分也越来越高。母亲感觉生活开始有了盼头。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离震中不足五十里的乡下,也是房倒屋塌。我家住的五间瓦房顷刻一片瓦砾。

母亲和弟弟、父亲被压在西屋。出于母性母亲一把把刚刚五岁的弟弟揽在怀里,靠瘦小的身躯为弟弟撑起一个小小空间,身旁的父亲被檩子死死压住胳膊不能动弹。在东屋的姐姐、奶奶和我也被压在里面,当我用手拉姐姐时,摸到了黏黏的东西,我告诉奶奶“姐姐肠子出来了!”

平时抽烟的奶奶点燃火柴,看到姐姐脑袋被砸开了。奶奶拍着炕沿哭了!

在另一个屋住的哥哥被地震甩了出来。18岁的哥哥开始在外自救,把家人抠了出来!

当时余震不断,当母亲知道姐姐被砸死的噩耗后,母亲没有哭,镇定地说:“先顾活着的吧!”她仔细地把姐姐全身擦干后,穿上她最喜欢的衣服。跟哥哥说:“把家里刚做的新大柜抠出来,做姐姐的棺材。”

地震后第三天,等人们从地震惊恐慌乱中醒过来时,姐姐被安葬在当时北打谷场的边上,姐姐那年才23岁。

从此,北打谷场成为母亲经常去的地方。在姐姐的坟头,她悲痛欲绝,边哭边念叨着:“我唯一的能知疼知热的女儿走了,我失去了帮我做针线活的女儿,是孙家唯一心灵手巧的女孩……”有几次由于过度悲痛,神经出现了幻觉,说起了胡话。当家人和邻居把她从北打谷场拉回来时,她都抽泣得死去活来。后来,家人和亲友反复劝母亲,这样下去这个家就完了。有半年多,母亲才从失去女儿的巨大悲恸中缓过劲来。

快入冬时,家家开始盖防震简易房了。母亲忙前忙后,把从废墟中挖出来的东西整理干净,衣服都收拾好。入冬前,家人搬进了简易房,开始过冬了!

哥哥到了谈婚的年龄,母亲开始找人说媒,之后又谈婚事。我开始上初中了,弟弟开始上小学了,年迈的奶奶也更需要照顾……母亲的小脚更加忙碌了。

地震后,父亲去农场学校当代课老师,随着国家平反冤假错案,父亲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又回到教育岗位。母亲过日子的劲头又开始大起来了。

在我中学住校期间,每次回家,母亲都会早早起来,为我炸一罐子豆酱,烙上几张大饼,带到学校。

几年后,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石油管道的一个学校。临行前,母亲给我整理衣服,专门找当地裁缝,给我做了一条蓝色的的确良裤子,到商店买了一双猪皮鞋。到当地木器厂打个木箱子。这在当时家里条件下,可以说很奢华的。

分配工作几年后,我娶妻生女。由于夫妻工作忙,妻子休完产假后,需要上班。当时,单位福利分房,需要排队,年轻人没有房子。当时,我工作单位报社有个周转房,平时家在北京的老总编有时住一间,另一间平时没人住。报社工会领导看到我们小两口不易,暂时借住在那间房里。

母亲没有出过远门,心疼刚结婚的小两口,把家里事安排妥当后,由弟弟陪着从老家坐汽车转火车过来帮着看孩子,一住就是半年多。

母亲在农村用稻草烧饭,不会用液化气罐。母亲就跟我们认真学,学了几次,居然也学会了。

母亲没有来过城里,居然和邻居几个老太太处成了朋友,经常互相走动串门。做了什么好吃的,也都是端上一碗给几个老太太送去品尝。母亲包的大菜馅儿饺子很是好吃,皮薄馅儿水灵,一下子可以吃上30来个。由于老家地处海边,河里鱼虾很多,母亲在老家学会了做鱼的绝门手艺,现在看来有点像灶台鱼的味,到城里后,也经常给我们改善下。后来孩子大了送了托儿所,母亲又回到老家。

回老家后,为弟弟的婚事找人张罗,弟弟有了工作后结婚了。

过了几年,母亲得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常常手脚发麻,每次回家我都从城里大医院买上药带给她。过惯了苦日子的母亲总是问我:“挺贵吧?”我都告诉她:“没事!您尽管吃!”母亲都是舍不得多吃,药液每次都用小瓶盖倒一点喝下去,每次回家药还有几瓶没有吃完。

母亲过了八十岁后,眼花手用不上劲,她做不了鞋。母亲的小脚鞋很难买。我转遍了北京、天津,终于在一个老字号的商店里找到了,尺码在老家时我用手量过,我一下子买了几双。我和夫人打电话告诉了母亲,她像孩子一样高兴极了,天天盼着我什么时候回家。当放假回家时,我带给她,她用昏花的老眼把这几双鞋反复看,自言自语地说:“城里就是好,连这小脚鞋都有。”

我告诉母亲:“您尽管穿,我给买。”母亲有了鞋之后,常常去街上溜达,显摆这鞋,见人就说:“我在外出门的儿子买的!”母亲都是把儿子对她的好,到处去宣扬。

后来,我又给她买了一双小脚牛皮鞋,母亲格外喜欢总是对我说:“这比当年你上学我给你买的猪皮鞋好多了!”从母亲的眼神中流露着对儿子当年的亏欠!

母亲对这双牛皮鞋格外喜欢,经常打鞋油,擦干后,放在窗台上。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留着我老去时穿吧!”

后来母亲不小心从炕上摔到地下,造成骨盆骨折,从此,年近九十的她,再也没有起来。

母亲当年哭姐姐落下眼睛不好的毛病,在河北唐山做了一次白内障切除手术后不久,眼睛视力又很快不行了,到最后一只眼睛完全废掉了,另一只眼睛只能看到微弱的光线。母亲最后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一下卧床十年。

按照乡俗,一个人去世后三、七天才可火化入葬。期间,供亲戚朋友、四邻吊唁。第三天,母亲遗体火化了,当我从殡仪馆抱着母亲骨灰袋子往家走时,感觉骨灰袋子沉甸甸,散发着余温的骨灰,暖暖的、热热的。母亲,您那瘦小身躯,扛起了一生那么多重荷,用情温暖了多少家人和四邻。

我默默地念着:“母亲,您终于可以安歇了,我们回家吧!”


原标题:我的小脚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