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黄沙，寂寂戈壁，莫高窟和守护着它的人遍历这里每一个寒暑春秋。76年间，一代代知识分子远赴大漠深处，接续守护莫高窟，疮痍之地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成为过去，世界敦煌学的中心冉冉升起。
初心不悔为敦煌
他裹着羊皮大衣，头戴老农毡帽，呼吸的热气迅速结成冰花，蜷缩着像是“没有生命的货物”。西去敦煌时，常书鸿还不到40岁。
此前，他是留法9年的艺术家、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西装笔挺，风度翩翩。塞纳河畔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让醉心油画的他为中国艺术倾倒，家国破碎战火纷飞更让他心系敦煌。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中创立。那时，莫高窟已荒废400余年。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百个洞窟被掩埋。壁画大块大块跌落，砸烂在地上。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水里的泥浆澄清了就拿来喝。最可怕的是孤独。带病的同事含泪对常书鸿说：“我死了以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
初创者接连离开，妻子也弃他而去，常书鸿却初心不悔。“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
段文杰、孙儒僩、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在常书鸿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大学生告别优渥的生活，奔赴大漠。旧照片见证别样青春：穿旗袍的女孩和穿白衬衫的男孩，乘坐的却是一辆破旧的木轮老牛车。
他们几乎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临摹缺纸就用窗纸自己裱褙，连颜料也是自制的。
一个冬日的下午，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马竞驰走进院史陈列馆，在小院里回忆起几十年前的生活：这里养过鸡，那里理过发，联欢会上的欢声笑语历历在目。“没人喊苦，也没人叫穷，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大家高高兴兴干工作。”
眼前不见苦，只因宏图在心中。
勇担重任扛大旗
起初是白手起家斗流沙。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高窟人面临的课题则更严峻。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他们怎能甘心？
国家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段文杰重任在肩。没有高谈阔论，他只说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为。“要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最后让成果说话。”
一个初冬的早晨，马竞驰去段文杰的房间，看到他一口气吃了6个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释说：“梨解渴顶饿，不用下来上厕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阳偏西。”为了临摹一幅《都督夫人礼佛图》，他翻阅了100多种资料，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20世纪80年代，满怀爱国心的一代莫高窟学人奋力拼搏，用丰硕的学术成果扭转了“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段文杰力倡接轨国际。去年辞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李最雄曾回忆：“段老深知文物保护工作的艰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必须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捷径。年轻人被送出国深造，光是去东京艺术大学的就达70多人次。”
1998年，年近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退休的年纪，她却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
游客太多，她日夜揪心。“不让看不行，看坏了更不行。哪能一味想着门票和钞票？”于是，莫高窟在我国的文化遗产地中率先进行文物数字化探索和游客承载量研究，“数字敦煌”项目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可能。
她说“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便推动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在她的持续呼吁下，甘肃制定专项法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莫高窟有了“护身符”。
开拓进取求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古丝路重镇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古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我们在历史中寻找未来，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故宫博物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王旭东说。
去伊朗、去阿富汗、去吉尔吉斯斯坦……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研究人员扎根敦煌，循着古老壁画探寻文明交流的印记。
2019年11月，我国首个有关文物保护的多场耦合实验室在敦煌研究院竣工，长时间降雨、降雪、刮风等自然条件得以在实验室模拟。“文物保护进入深水区，要攻关的都是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要向纵深方向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郭青林说。
敦煌也在变得年轻可爱。新一代莫高窟人携手科技企业，让敦煌文化以流行音乐、游戏、漫画等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
干了20多年讲解工作，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党支部书记宋淑霞“转换赛道”设计起研学课程。“孩子们穿上仿唐代半臂襦裙，走进壁画修复现场，深度感知莫高窟。希望敦煌的种子能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回顾研究院70余载历程，发展的根本在一个“人”字。前辈奠基、大家关注、一代代人甘坐冷板凳，敦煌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才得以步步向前。愿更多高端人才走进莫高窟，在千年敦煌找寻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