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丁大钊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担任轻核反应组组长，组织对轻核反应截面数据进行了系统深入调研，并从零开始，建立了一套实验条件和技术，确定了实验方案，为日后完成氢弹研制所需部分基础数据的测量打下了基础。
1995年4月到1996年2月，我参与撰写《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的主要章节。对于《杜布纳森林里的日日夜夜》一章，一位审阅人员基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丁大钊是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所领导的高能实验物理研究组的骨干，他所发明的用相对法测量气泡密度以区分粒子速度的方法，解决了判定实验照片中某个径迹确实为π+介子的问题，对确认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于是将这位先生的信转给丁大钊院士，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如何修改。
以下是丁大钊院士来信的全文：
常甲辰同志：
XXX同志来函退回，并有下述建议：
1.由于身体及其他工作原因，我无时间参与审读（原子能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作者注），望谅。
2.关于反西格马负超子照片的处理，可采取我在《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中P82的处理方式，这样比较科学，也容易对照。可能苏联《实验与理论物理杂志》1960年3月份的那篇原文上的照片质量最佳，建议你们的书中从该杂志原文上去复印。该杂志的照片放在32开书中无困难。
3.关于该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件分析的解释。不要对科学文章的原文进行任何处理。如要解释，则①强调这是一个完整的荷电反超子的产生、飞行、衰变及衰变产物湮没的事例；②引用我在《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中的描述即可。（这种描述在1989年《现代物理知识》及由周发勤主编的《自然科学发现经验的探索》一书中均有相似说明）不要另外解释。例如反西格马负超子产生处K°、˜K°是否“成对”产生是无人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只是从奇异量子数守恒的角度才写上“π¯﹢c—˜∑¯﹢ K°﹢ ˜K°﹢ K¯﹢p﹢n﹢π＋﹢π¯+”反冲核（注意：我们的认识是“与奇异量子数守恒要求不相违背”）。但哪个粒子与哪个粒子属成对产生，谁也不知道的！因此过多的解释反而画蛇添足，外行更不懂，内行会发现漏洞！B处不是衰变为一个星，而是有一高能核作用星。此星可能是反中子湮没星，也可能是中性粒子核反应星。我们的工作在于证明了这个星是反中子湮没星！才证明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存在。
此事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请勿多加发挥。奇异粒子的成对产生是有确定含义的，并非哪两个奇异粒子在一起即为成对！
4.关于王老在杜布纳的活动，请多参阅《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中王祝翔、吕敏、唐孝威及丁大钊四人的文章，加以归纳总结提炼，即可丰富地凸现王老的科学思想、科学作风、导师风格等。务请注意，不要仅仅孤立出反西格马负超子一个事件。我们这些学生是深受教益，因而体会颇深！
5.请注意《王淦昌论文选集》一书中严济慈先生在序言中表达的思想，“淦昌同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段论断是很精辟的。把握好这个思想，你们撰写的王淦昌传记才能成为一本爱国主义的读物！
因住院刚康复，草草如上。
敬礼。
丁大钊
（1996年）3月27日
自然，根据丁大钊院士的来信精神，审阅人员提出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无需修改。同时，我们依照丁大钊院士的建议，在书中贯穿了王老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身许国的卓越历程。其实，丁大钊院士本人年轻时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主义：1960年，杜布纳联合所高能实验室副主任丘维洛想请丁大钊留在所里继续工作并取得副博士学位。交谈中，他曾以诱导的口吻说：“你将来在与人交往中，愿意人家称你丁大钊博士呢，还是丁大钊先生呢？”丁大钊直言相告：“和外国人交往，如果中国科学发达，那就很好，我也高兴；如果中国科学不发达，我当上博士也没有什么光彩！”回到原子能研究所以后，他就加入到轻核反应有关数据测量工作中。
今天，再读丁大钊院士的来信，依然受益匪浅，犹觉警钟长鸣。他告诫我们：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情。已知为已知，未知为未知，切不可强不知为已知，更不可主观臆断，随意发挥。严谨求实是科学研究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