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科学经典 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大家好，我们来自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党支部，我是韩小龙，我是解贺嘉，我是崔林蔚，我是张颖。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梁启超先生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此文为梁启超1922年8月20日在科学社年会上的讲演，发表于《民主与科学》第4期，2003年4月出版。

梁启超先生出生于1873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以下是正文：

（一）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丰富：我们不是鸟，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哪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多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随意说出口。可是，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我们为什么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变相存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这几年所谓的新思潮、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大家不都是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着检查一检查它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它起个名字，叫作“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它起个名字，叫作“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学校中能够有几个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认为科学“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它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其实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的。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的意义，所以五十年来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学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都如此。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二）

科学精神是什么？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作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

第一层，求真知识。知识是一般人都有的，甚至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是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越觉求真越难。

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有真知灼见，很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去这件事物的“高处”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为一类，把许多类归为一部，许多部归为一组，这样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它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功夫，才容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识不单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从已知求出未知，叫作有系统的知识。

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它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地涵盖到这一组织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个主要精神。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知识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识，把它传给别人，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识之全部或一部分，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知识。如此教学相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地扩大。倘若知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知识怎样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信传”的神秘性，是把知识传播出去的最大障碍。

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本来不是按部就班的循着一条路去得着，又怎么会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所拥有的）一点一滴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的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他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仅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果，而且能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而且也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科学第三种主要精神。

（三）

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症：

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不必承担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仅违背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因为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即使知道他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反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虚伪。武断是无心的过失。既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是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二是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不能随着时代所需而开拓，反倒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之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便无话可说！若还舍不得，试想，两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的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的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两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症，在他们的教会垄断学问的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用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