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大家好，我们是国家天文台应用天文党总支。我是王晓岚，我是李垚。
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王泽山院士的《科学研究要有责任感》一文，由中国数字科技馆2019年12月出版。王泽山院士出生于1935年，是我国火炸药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世界性技术瓶颈，一系列重大发明应用于武器装备和生产实践，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篇文章是王院士在中国科协组织的科学家精神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我出生在1935年，我的童年过够了亡国奴的屈辱生活。我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抗美援朝，我们国家就有了自己的国防，自己的军队保住了家园。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不当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的国防——要强军，要强国。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立志国防，要搞国防。这就是我立志国防的初心。
1954年，我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首先遇到的是选专业的问题，学院专业有空军、海军、装甲兵，还有陆军的炮兵，火炸药是个冷门专业。当时我想：火炸药专业没人报，但这是国防、是国家需要的，我应该去做。二是我认为成功和选专业没有直接关系，难道说一个冷门领域就没有成功者吗？所以，我选择了不热门的火炸药专业。
1960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人员分建，我随着二系迁到南京，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自然就留下来当火炸药专业的老师。我要说的是，我毫不犹豫担当起的这个使命，决定了我一生只做一件事：火炸药的研究。
黑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到13、14世纪，西方发展了黑火药用于武器和用于工业生产上的技术，而我国的相关技术停滞不前。直到鸦片战争，我们在殖民主义的炮舰和武器面前，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震撼。从那以后，硝酸酯炸药、硝氨炸药、硝基炸药这三大系列炸药，以及二战之后产生的固体推进剂，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的发明和创造。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也只能跟踪、仿制。
我想起一件事儿，当年钱学森先生回国到哈军工考察。当时陈赓大将任院长接待他们，就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先生回答，“有什么不可能？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陈赓院长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样一句话”。陈院长和钱先生的这些教导，更激励我去努力占据火炸药科学的制高点。
1999年，我已经63岁，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一等奖，还有国家其他的奖项，自然方向的著作九部，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人问“功成名就，你退休颐养天年不好吗？”实际上，我在工程院和侯祥麟、师昌绪、徐匡迪等大家在一个学部一起讨论，工程院尊重科学和浓厚的科学氛围教育、指导着我。比如侯祥麟先生，2003年5月25日，温家宝总理希望侯先生发挥石油专长，继续贡献。他接受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任务。那时候，侯先生已经91岁了，2004年6月26日，侯先生赶到医院去看望夫人，后来送别了夫人。可是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前，侯先生还在中南海汇报工作。
中国工程院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站在科学前沿、为国为民、创新贡献的高尚品德，令我深受影响，也更坚定了我的理想信念。所以这之后我又整整用了20年的时间，又攻克一个难题，开发出新的发射技术，提升了我们国家武器的打击能力，获得了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我庆幸选择了国防和火炸药专业。我已经培养了90多名博士生，首先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注重品德修养、品质的教育。现在他们好多都已经成为中国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物，看到他们我心里非常高兴，生活增加了活力和幸福感。这次我有幸参加天安门70周年的观礼，看到国家国防的强大、欣欣向荣，非常振奋。作为共产党员，培育坚定理想信念，心怀大爱，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成就了我的孜孜以求、顽强拼搏，并获得成功。
在这段讲话中，王院士讲到钱学森先生、侯祥麟先生对科研攻关的担当，讲到自己对火炸药这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冷门领域的选择和热爱，深刻诠释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要把科技创新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研究工作首先要有科学精神，要不断思考”，这是科研工作者的必备素质，只有利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才能更加集中和深入理解和解决问题。王院士的报告全面诠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峰。
（朗诵文摘编自《科学研究要有责任感》，原文作者：王泽山，朗诵人：王晓岚 李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