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科学经典 弘扬科学精神——利害与是非

“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竺南中心气候变化中心党支部的刘洋,主要研究方向是北极变暖的气候效应。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竺可桢先生1935年的一篇旧文,此内容是2010年为纪念先生120周年诞辰刊登在《民主与科学》杂志第2期60至61页的文章《利害与是非》。

竺可桢先生生于1890年,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自然区划分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

这是1935年8月竺可桢先生在南宁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作的演讲,集中阐释了他对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思考。下面由我为大家诵读此文: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一跻而达于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辈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抗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从欧美移来的花种植必先具备有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我们试看西洋科学发达的历史,就可知科学精神的重要。西洋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教皇神权的时代,那时一般人相信地球在宇宙之中,太阳绕地而行,但是后来天文学日渐发达,波兰的哥白尼,丹麦的第谷·布拉赫从实地观察,断定地球并非在宇宙之中,且系绕太阳而行。这种论调,在中世纪的教会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意大利的布鲁诺就焚死于十字架上,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因之下狱。但当时研究天文的学者,并不会因教会的淫威而畏缩。第谷·布拉赫的子弟开普勒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将他老师毕生所观测的太阳系与各行星、月亮位置的观察,尽心研究,结果是将太阳地球的疑问解答了。开普勒的一生,本来很有机会致富的,但是他一生潦倒,一直穷到死,死在偏僻的地方,而他发现的各行星运动三条重要定律,还没有人鉴赏。可是他生前坚决地说,我可以等一百年、二百年,将来一定有人赏鉴的。后来不到数十年,英国牛顿就从他的三条行星运动的规则发明了万有引力,打下近代科学的基础。我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上述几人。像他们这样杀身成仁,安贫乐道,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这种就是科学的精神。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又起了一重变化,那时许多科学家如莱尔,拉马克、达尔文等所受到威吓利诱,不亚于十七世纪。但是各科学家能不断的努力,追求真理,才有今欧美灿烂的科学。所以要发达科学,原先要看有无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空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知道了欧洲科学发达的历史,再看我国的情形。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譬如唐诗里有“二月黄莺飞上林”之句,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可见他们诗人是不顾事实,到现在诗人习惯,仍然如此。去年(截至发稿时)有位诗人,二月间在杭州探梅遇雪,回来便作了一首诗,说如何在梅花盛开积雪之下,看见黄鹤来去。

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哪一种大杰作,都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于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作。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所以春秋时代崔子弑齐君,齐国太史就直书不讳,结果接连被杀者三,各国太史统要跑到齐国去书写崔杼弑其君,崔子才没法,只好承认。这种精神与科学精神相同。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如吉本斯《罗马之衰亡》一书,即脱胎于《资治通鉴》。可惜中国文豪诗人的影响太大,历史家秉笔直书的这种精神,影响是极少的。所以一般人每逢到“是非”与“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就是“利害”之心胜于“是非”之心。譬如说到调查,调查是许多科学的初步,但是许多调查的数字,却很不可靠,大多是随意造的。就我个人研究气象而言,各省对于气象中有若干记录,亦不准确的。往往贪于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中国人最爱讲情面,情面就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所以一讲情面,就什么事情最后非失败不可,故“利害与是非”的辨别,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

今年是竺可桢先生的130周年诞辰(截至发稿时),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一直缅怀他,我想不仅仅是他的学术成就,更是以先生为代表的那一辈老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不断引领着我们,敦促我们不断学习和前进。相比于单纯的才智成就,具有科学精神是更为宝贵的品质,我们后辈更应该传承这些精神,对我们年轻科研人员来讲,应立鸿鹄之志、严谨求实、敢于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不负韶光。

以上是我的诵读和分享,感谢大家倾听。

(朗诵文摘编自《利害与是非》,原文作者:竺可桢,朗诵人: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