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是系于那作品的意境的优劣，而不系于那作品的意境的有无。
意境的认识，依存于那作者在其作品中的表现。凡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不管他采取了什么等样的方式———散文、诗歌、词曲乃至音乐、绘画、雕塑……种种，都必有其意境存在的。
一根草，一枝花，一块石，一片云，一间茅亭，一条溪水，一切一切的自然景物与及我们的感应作用，眨一眨眼，叹一叹气，痛苦几声，狂笑一阵，都自有其意境存在着，我们为要据为己有，使人认识，于是几乎就把这种种的意境尽可能地纳入作品里而成了作品里的意境。高明的作者能够把他所要表现的意境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这作品的意境当然是可以使人眉飞色舞情移神夺了；可是，低能的作者不能把他所要表现的意境表现出来或者没有美妙的意境给他尽情地表现，我们也只能说他体会不到美妙的意境或者表现的力量太薄弱，总不能说他作品绝无意境。孩儿们偶然地写了几句，画了几笔，我们还可以看出它的意境来，何况是一个作家的作品？所以把批判作品的优劣的观点放在意境的有无上是不很可通的。
关于词，自然也和上面所说的同样的看法。
怎么词的意境的优劣可作词的优劣的标准呢？词的意境的优劣又将怎样确定呢？这问题，似乎还没给人注意到。真的，这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就算在你以为得了满意的解决，人们也可以全盘否定的，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加二等于三的数学公式，见贤见智，势虽强同，聪明人总不愿意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截至现在我还没有看过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论调。也罢，我就来做一次愚蠢的尝试，假如“愚蠢的人每每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的话说也有几分可靠的话。
要说词的意境优劣，我们就不能不从意境的功能上着眼。凡是一种价值的决定，多少是要涉及功能问题的。功能是由事物本身传达给人们的一种力量，必得有这种力量才能引起人们对它动了加以批评的念头，累积了若干可以做那价值标准的念头，于是乎才决定了这事物优劣的价值。因此，一种事物的价值若何是存在于该事物本事所能发生的功能上。然则词的意境究竟有什么功能存在呢？这就要看它所能传染到的各方面。从某些方面看，词是私欲最高度的宣泄品———“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欧阳炯《浣溪沙》)“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牛峤《菩萨蛮》)“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柳永《尽夜乐》)“一寸狂心未说，已向横波觉。”(晏几道《六幺令》)———它“往往把罪恶显得可爱，德行显得可笑，”(卢梭《对戏剧的看法》)，会使关心世道人心的人们深恶痛绝的，所以一般道学先生们都觉得小词是不应该做的，最少正人君子应该摈绝它；假使卢梭也读过这类作品的话，怕也要像他劝大兰伯开设戏院一样费了一封万言书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词却充满了家国、亲友和一切人类的同情之感，是伦理观念很发达的一种作品———“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鹿虔扆《临江仙》)“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虞美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菩萨蛮》)“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姜夔《八归》)“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刘辰翁《宝鼎现》)———或怆痛欲绝，或义愤填膺，或敦厚友谊，或悯念烝黎，就使纯从道德观点看，也有很高的价值。这宣泄私欲和发抒义感两种，如果从表现的题材上看，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了；可是，人间世相本来就有着两面的，这两面不但不得偏废，在“修辞立其诚”上估量起来，而且是可以沟通的，只要能够赤裸裸地表现，私情公义，并不冲突，意义可以发生功能的作用。不站在同一的点线上，私欲并非丑恶，也并不妨碍到公义。假如不能很真诚地表现出来，就是套上公义的外衣，也是不生功能作用的。能使西夏惊破胆而功业相当显赫的范仲淹，不妨有“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等纯属钟情女子的小词；那司马光，不妨有“宝鬓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等风情旖旎的小词；那名位很高道统独肩的欧阳修，不妨有“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而今”等迹近亵渎的小词:这些人都是能够“修辞立其诚”的，都是懂得表现真意境能够发生功能的作用以博取最高的价值的。因为私欲和义感是人生绝不能只存其一摈去其一的东西，在人生的过程上，某些时候重私欲者，某些时候重义感，殆有必然的趋势；所不同者，就是能够为义感的时候多，为私欲的时候少，或者关于义感者敢于尽情发露，关于私欲者能够极力敛抑而已。词这东西，是人生最真诚的记录，是可以任情抒写的。它一方注重发挥义感，一方不废宣泄私欲，它表露了整体的优美的意境，就能发生功能的作用，就有它的相当的价值。
所谓“真诚的表现”它并不像历史家一样只是很笨拙地作那实际人生的记述，而是艺术的创制。它重在表现，而且是有功能作用的表现。“叙事适如其事，传人适如其人”，虽也不失其为真诚，然而不配合有功能作用的表现，则依是历史的记述而已，尚不算是艺术的创制。所以在词里所表现的真诚，虽也出发于人生的体验，并不止于人生的体验，必须顾及艺术的创制。所以有时愈亲爱的人愈写得疏隔，要从疏隔中见出亲爱；愈迫切的事偏写得渺茫，要从渺茫中感到迫切。就私欲上说，成功的夫妇，完美的家庭，不是它的对象，有的说夫妇也作情人看待；就义感伤说，典谟训诰，道德仁义不是它的题材，有时说家国也寄意在草木鸟虫。它了解了整个的人生而又能够以超实际的方式———也可说是最实际的方式———传染给人生。它的真诚的表现是由合理化而趋于神秘化的，不合理化，不能使人感，不神秘化，不能引人入胜。
普通的作手，为要适切歌儿的口吻或要记录一时的实感起见，最多也不过美化了而已，是不带神秘性的，初期的作家大都如此。到了成为专门事业的词家的手里就有些不同了，专门的词家是往往轻视前者而重视后者———这从某些方面看，也许不是好手法———因为他认定世上特放异彩感人最深的东西是那未经揭发过的潜藏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平凡事件，这平凡事件是含有神秘性的，惟有从神秘里发觉的平凡为能使人感到特殊的美妙，同样惟有把平凡的质素掺入了神秘的意味为能使人玩索于无穷。谁肯说仙境的美丽不及人间，甜蜜的梦比不上日常的生活呢？而其实，谁也不曾到过仙境，谁也不会把梦境当作事实。最合理的东西是寓于最平凡的事实中，这是大家所公认的；然而谁也不愿安于平凡的生活而停止了追求神秘的心理。这神秘的事件其实就是未经揭发过的潜藏在人们心目中的平凡的事件，不过有等人追求得很露骨，有等人追求的意识也因追求不到而逐渐消沉下去罢了。词家认为最高的意境，就是要在平凡的事件中含有值得人们追求的意味，追求到不到是另一问题，它总是朝着那能够领会词心的人发射的。假如你失掉那追求神秘的灵魂，这是你的愚蠢，是你的事，它是不负咎的，也只好由你看它做一件止于平凡的东西。莎士比亚的老朋友约翰生曾这样说过:“只有诗人，而且并非一切诗人，只有最上品的诗人，才能有批评诗人的本领。”针对“最上品的诗人”而写作，在以词为专门事业的作者往往是抱这么的态度。
凡是一种事体的表现成了艺术的创制，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倾向，词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批评一种词的优劣，不管它的做法是属于深度的还是阔度的，它的题旨是属于私欲的还是义感的，只要有好的意境，能发生力的作用，那便是优美的作品。
（原载《民主时代》第1卷第2期，194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