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一辞，在文学批评中，今成习见，而古则罕觏。古以风格品第人物，盖犹风度、品格之约辞，译以今义，实全人格之总称也。《晋书·和峤传》：
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
《庾亮传》：
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
《世说新语》：
李元礼风格秀整。
既言仪表，兼综襟抱，大自立身处世之道，细至室家践履之私，靡不贯焉。颜之推《颜氏家训》云：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文章》第九）
刘勰《文心雕龙》云：
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然亦各有美，风格存焉。（《议对》）
测其涵义，亦殊广泛。诚以表里精粗，宜有定界，专篇立论，斯能透辟；倘取浑含之称，而作垺郭之辞，譬犹六合之赋，徒贻辞费之讥耳。故以颜、刘之精论文事，而犹不阐风格之旨也。
近顷论文，始侈谈风格。然辞意所属，多模糊影响，殊不清晰。其选译外藉者，亦颇蹖驳，不易划定义界。（英文Style，近人译作风格。傅东华谓此名词之义界，几千年来批评家与哲学家聚讼不决。）郭绍虞云：“由文之形式言，语其广义而说得抽象些，便是风格；语其狭义而说得具体一些，便是体制。”（《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四编第二章第三节）语意实为着实，顾亦不甚确当。夫风格者，足以包括形式，固不限于形式也；足以包括体制，而非外于体制也。以形式定风格，既偏而不全；以风格对体制，尤拘而寡要。惟郭氏之诠风格也，独取《文心》之《体性》篇，则颇具卓见。《体性》篇曰：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以其为人之风格而论其为文之风格，移用之迹，昭然若揭矣。至其论八体也，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虽均以辞貌言，属诸形式，而探本推原，亦关为人。故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又曰：“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今舍体之所由来之性，而执性之所表出之体以诠风格，不几舍本而逐末耶？抑所谓“触类以推，表里必符”者，又孰表而孰里乎？故以体性诠风格可也。以体制为风格，因而以风格专属形式，不惟于风格之涵义有偏而不全之失，似亦暗于风格之来源，实与人格有莫大之关系也。
盖人之禀赋，必有不齐，于人人所共有之通性外，又必有其“自性”（即所谓“个性”）；其发为文辞也，于人人所共有之通法外，又必有其“自法”（即所谓“手法”）。“自性”藏于内容之中，而“自法”见于形式之表。“自性”为情意中所不能掩饰之特质，情意虽同，而包蕴之特质各异。如同为壮烈之作，而曹操之作风不同于岳飞；同具柔婉之美，而潘岳之作风不同于秦观，则以各人之“自性”不同也。“自法”为抒写时所习用之笔论，抒写虽同类而运用之笔调各异。如同以古体诗为抒写之工具，而李白之作不同于杜甫，苏轼之作又异黄庭坚，虽相摹拟者亦不能不各存面目（如苏轼之学陶，黄庭坚之学杜），则以各人之“自法”不同也。以特殊之“自性”运以特殊之“自法”，而风格于是乎成。故风格也者，不仅存于形式，不仅存于内容；亦可见于形式，亦可见于内容。取一时代之特著者以与各时代较，斯成一时代之风格；取一人之独具者以与人人较，斯成一人之风格。抑就一时代中之多数作家而论，必有所同然，又必有所独具。其所同然者，时代之风格也；其所独具者，一家之风格也。又一家之作品，虽各体互异，而必有其“自性”与“自法”渗透于其间；其互异之各体，为他家所特有，而渗透于其间者，则非他家所得混同也。明乎此，则风格一辞之真谛得矣。昔之以体制言者，形式中之风格也；以才性言者，内容中之风格也；言皆得其一偏。惟兼取体制与才性以解释风格，庶乎近之。
风格之义界，固如上述；但以风格与他辞并举时，则风格每专属形式。因我国辞例，曩有独用则宽、伴用则窄之别，故当两辞并举时，两辞均减损其原有之涵义。例如洪迈《容斋诗话》（五）云：
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帜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生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乃论唐人文章”，是言其内容；“风格殊无可采”，则专论其形式矣。（批评文字，别有用法，详后。）
风格既可统摄体制与才性，故昔之评论文事者，或论其人而兼及其诗文，或专言其诗文，或以其人与其诗文交互言之，要皆足以见其一家之风格也。诗与文同，文繁诗简，兹即以诗论。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于所选各家，均附评论。其论李白云：
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
其论高适云：
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
又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论朱湾云：
从事率履正素，放情江湖。郡国交辟，潜跃不起，有唐高人也。诗体幽远，兴用洪深，因词写意，穷理尽性。
此皆先论作者之为人而及其诗者也。论其人兼及其诗，可见其人之风格，亦可见其诗之风格，盖相得而益彰。其有专言其诗者，殷璠论王维云：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此则直言其诗之风格矣。更有以其人与其诗文互言之者，殷璠论崔颢云：
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
此则互言其人之风格与其诗之风格，密合无间，视分论其人与其诗或专论其诗者均较精当也。
人之风格如何，可以决定人品之高下。因之，诗之风格如何，亦可以决定诗品之高下。论人品者，每以极抽象之辞表之，如上举之“风格峻整”“风格秀整”之类是。因之，论诗品者，亦每以极抽象之辞表之，如“清新”“俊逸”之类是。盖诗具“活力”，忌“死执”，故论诗亦然。非风格之不可以具体说明也，具体说明时反不若抽象之圆通。故品论诗之风格者，每先立抽象之辞格，而后加之以疏说，或简要以解释其辞义，或假物以究极其旨归，其用意一也。我国评诗专著，以钟嵘《诗品》为首出。顾钟氏随人定品，不立专条。立专条以为评论风格准的者，自僧皎然《诗式》始。皎然《诗式》以十九字总括诗之风格，加以说明——
高风韵朗畅曰高。
逸 体格阔放曰逸。
贞 放词正直曰贞。
忠 临危不变曰忠。
节 持操不改曰节。
志 立性不放曰志。
气 风情耿介曰气。
情 缘境不尽曰情。
思 气多含蓄曰思。
德 词温而正曰德。
诫 检束防闲曰诫。
闲 性情疏野曰闲。
达 心迹旷诞曰达。
悲 伤甚曰悲。（此条独少二字，疑有脱文。）
怨 词理凄切曰怨。
意 立言盘泊曰意。
力 体裁劲健曰力。
静 意中之静曰静。
远 意中之远曰远。
十九格中，有专言人格者，如“临危不变曰忠”“持操不改曰节”是。有专言诗格者，如“体格阔放曰逸”“体裁劲健曰力”是。有互言人格与诗格者，如“放词正直曰贞”“词温而正曰德”是。不加类别，并为一谈，而其主旨则在标准诗之风格。以今日观之，虽若糅杂不纯，分辨未精；而以才性体制，俱存风格，不容离异，则犹是刘氏《文心》并言体性之遗意也。
后此，论诗之品格者，当推司空图之《诗品》。表圣《诗品》，区为二十四格，视皎然《诗式》尤细。比物取象，其说明亦较《诗式》为精妙。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曰纤秾，曰沉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炼，曰劲健，曰绮丽，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缜密，曰疏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实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诣，曰飘逸，曰旷达，曰流动。每一品格，释以韵语，章十二句，句四字。例如“高古”条云：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体会精微，比象恰切，如僧道流之说法，如魏晋人之谈玄，自成体制，别饶风味，而各种至难理解之风格，均得窥见其大凡，诠释抽象名词之精妙，无有逾于此者，故后之品列文章风格者多师其法，如袁枚之《补诗品》（三十二首）、顾翰之《补诗品》（二十四则）、郭麐之《词品》（十二则）、杨伯夔之《续词品》（十二则），乃至马荣祖之《文颂》等，不惟以二字标准目同，即章十二句，句四字之韵文，亦无不同也。
特立品目以言风格，其所依据，端在文辞，不关才性，与吾上文所言“以特殊之自性运以特殊之自法，斯成其独具之风格”之说似不相符，而实不相犯。凡吾所言者，在风格之所由形成；而此则就已成之风格以立论也。就已成之风格观之，则非惟泛言风格可不涉才性，即品论作者亦可置其才性于度外。如孙绰评潘岳、陆机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记谢混述孙兴公语。）汤惠休评谢灵运、颜延之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张说评富嘉谟云：“富嘉谟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其在《文心》《诗品》（钟嵘），类此者尤多；皇甫湜《谕业》专以比喻文字评当代文家之风格。其后若朱权之评诸家曲，洪亮吉之评诸家诗，张德瀛之评诸家词（朱文见《太和正音谱》、洪文见《北江诗话》、张文见《词徵》）均以具象之事物，为妙肖之譬况，对诸家之风格，作精要之品题，固不一涉才性也。
明王世贞《明诗评》，评明诗人自李梦阳至李东阳凡一百十八家，先系小传，次评其诗，略同殷璠、高仲武之例而不录原作。其评诗也，多取比象，或究原本，则较殷、高为尤精，盖兼师钟仲伟、司空表圣之《诗品》而为之者也。评诗如是，而诗之风格乃真较然大明，无得隐昧矣。随举一例，如评郑善夫曰：
善夫遭时不吊，抗疏削迹，日晏未炊，欣然自如，名山幽谷，芒簥几遍。诗规放少陵，兼目变故，时寓幽忧，或伤雅朴；如黄河积水，寒色千仞，石骨巉岩，俯入深涧。连城之璧，不损微瑕。
人格、诗格，相提并论，比象精确。断制谨严，深切著明，略无浮议，非真知灼见者，必不能为此。评列各家，勒成专著者，王氏此作以外，吾见实罕。就以前之评论诗人风格之专著言，不得不推王氏此作为巨擘矣。
总之，阐明风格之本质，则不能不探究作者之“自性”与“自法”，此就原理以立论也。品第风格之高下，则惟辞貌是求而不涉及其“自性”与“自法”亦未始不可，此就批评以立论也。原理必当推探本源，批评则不妨仅依形貌，故历来批评文字有极为精约，于一作家之风格仅以二三字品第即可仿佛其全貌者（如刘融斋以“高”“大”“深”三字评杜甫诗，王半塘以“清雄”两字评苏轼词之类），不能以一概论也。
以上言风格之意义，列举古人对于风格之批评文字而加以疏说。以下略述诗与人格之关系与诗之风格之养成。
诗格与人格之关系綦为密切。何则？诗为自性之表现。人之自性，半属先天之赋予，半属后天所养成。先天之赋予既不尽同，后天所养成尤多歧异，则其表现于诗也，不问其为因袭或创造，必有其不同与差异之点，故即其诗格可窥见其人格。此其一。诗为真情之流露。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色，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诗大序》）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均以诗为真情之流露也。“无邪”之义，实同“无伪”，意即真也。刘彦和曰：“五情发而为辞章”，又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未有无情感之诗章而能动人者。盖读者之情，生自诗中之情，诗中之情，又生自作者之情。惟作者之真，斯读者之感深。刘融斋曰：“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已先不诚无物矣。”（《艺概》）此诚不刊之论。夫“其情怯者其辞歧”，非可以矫饰假借而得真情也，其蕴蓄于中与流露于外者殆必相应，故即其诗格可窥见其人格。此其二。人之涉身处世，固各不同。即一人之身，前后亦时有差别。每见一集之中，少年所作与中年者不同，中年所作又与晚年者不同，则以其人前后之处境既变，其作品亦不得随之而变也。自然表现之诗章，实为最难掩饰之明据。故吾人可即其诗格以窥见其人格。此其三。以兹三者，证之史实，历验不爽。如读陶元亮之诗者，谁不知其有耿介拔俗之性？读杜子美之诗者，谁不知其有忠君爱国悯乱伤离之情？至若曹孟德之豪霸，刘越石之清刚，苏子瞻之旷达，唐子畏之轻佻，一读其诗，如相晤对，如亲謦欬。诗格与人格之不可分离也如此。古人谓读诗不可不知其人，今以为读其诗大率可以知其人也。
虽然，诗格与人格之表现，亦有不甚一律者。此其故在：一、因其人之禀赋于先天之情性与处事后之情性常不一致；二、因作诗期间与处事期间常不相应，每每未达时以诗自课，既达后无诗可传者；三、因处事以适应环境为主，而诗歌多出自性真。人格自处事中见，而诗格自性真中见；四、因时势之需求，于丰伟之功业中表现其人格，而只以诗歌为陶情淑性之具。职是之故，欲于其诗格中窥见其人格，殊非易事。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罗绮；广平铁石，赋心偏爱梅花。凡百艺事，均有此内外矛盾之现象，又不独于诗为然耳。《钤山堂诗》，何等温厚，而严嵩竟以擅杀忠良，不齿士类。《咏怀堂诗》，何等高洁，而阮大铖竟以媚附阉党，横死道左。若斯之流，其诗格与人格乃大相悬绝。则以诗格多得之先天之禀赋，而人格则每为物欲所转移，遂尔不相水乳也。使惟中不居权相之位，圆海获处盛平之时，其人格之表现或不至与其诗格径庭若是，亦未可知。
诗之风格之养成，除先天之性分外，人格之修养，不亚于文字之工力。其根诸先天性分者，自非华说之所能精，其关于人格修养者：第一、须有不屈不挠之意志；第二、须有洒然自得之襟抱；第三、须有洞澈人天之识见；第四、须有渣滓势利之趣尚；第五、须有独往独来之气概；第六、须有悲天悯人之情思。有一于此，可使其诗臻于高格。古之诗人，若曹子建、阮嗣宗、刘越石、左太冲、陶渊明、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李太白、杜子美、韦苏州、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以至梅圣俞、苏子美、苏子瞻、黄鲁直、陈无己、陆务观、谢皋羽、元裕之等，其足以卓然名家者，胥有得于此者也。苟非然者，如齐、梁之诗家江淹、柳浑、何逊、徐摛辈，晚唐之诗家温庭筠、许浑、杜荀鹤辈，非不声律妍美，雕缋满眼，然终不预于高格之列。盖与其仅于文字上求风格之遒上，不若从事于人格之修养之为得也。
诗之风格之遒上，有恃乎人格之修养，固矣。顾风格之品题，则亦殊难定一不变之标准。有某甲认为高格，而某乙以为平无奇者；有当时极受称赞，而后世以为卑下者。盖一种作品之风格，客观之存在固有必然性，而因批评者主观之不同，每每构成多种之或然性。所观察之体面不同，自生不同之论断，作品之本身固屹然不变也。例如李义山之诗，在主意味者观之，谓其“含蓄”；在主采藻者观之，谓其“秾艳”；在主骨格者观之，谓其“厚重”。含蓄可，秾艳亦可，厚重亦无不可，均不失为义山诗之风格也。又如孟东野之诗，韩愈称其“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设鬼施，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又云：“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荐士诗》）而苏轼《读东野诗》云：“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急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如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严羽《沧浪诗话》云：“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他如李观、元好问等之评，颇空洞，不具引。）韩主骨格才力，而苏、严主气象意度，所观察者不同，故论断若是其悬绝也。然东野固自言“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则东野诗实有意以骨力见长者，退之之评，为得其真。顾有所长亦有所短，东坡、沧浪之论，亦不为无见耳。
诗之风格之高下，既无一定之标准，然则人格之修养，又何补于诗乎？曰：风格之品题存乎人，风格之养成存乎我：存乎人者无定位，存乎我有定质，吾求其存乎我者而已。我诗果高格，则批评者使非眼识不充，必以高格相许。间或议论不公，亦属一人之私言，无伤吾诗之真价也。养成风格之先决问题，仍当在人格之修养。李调元曰：“诗以人品为第一。”（《诗话》卷下）人格高尚而不能诗者有矣，断未有人格卑鄙而诗之风格能臻遒上者。即才性颇高之徒，以抗尘走俗之故，亦每每能贬损其诗格，所谓“一行作吏，此事遂废”者靡论已，其不废此事者，亦极易贬损其高格也。（非谓诗人不能作吏，亦非谓作吏之诗人必贬损其诗格，间有此种现象而已。）诗人行为不受拘束，放浪形骸之外者，历有所闻，然此其所失在功业名位，与人格无关。人格高尚，非必如道学家之正心诚意，规行矩步也，凡不卑污苟贱，能保性情之真者，均无害其为高尚之人格。功业大小与名位高下，固若可以影响其人格因及其诗格，仅在其体貌而已，不关乎质素也。“诗人少达而多穷”，史实具在，正可按索。其有名位显达而风格高华若王摩诘、晏同叔之流，则在其才性与遭遇相适，又不关乎名位也。陶公高格，冠绝古今，而涉足公门，即萌退志，其故亦可以思矣。
人格既有相当之修养，于是乃通观各种诗格而作初步之肄习，使辞足达意，笔能从心；于是乃择其与己之才性最相接近者悉心揣摩焉，使有合于古而不至漫无所归。于是乃本之既熟习而有得者，运之以独创之精神，以成其为独自之风格。夫如是，乃真足以名家矣。古之能卓然有所树立称为名大家者，虽其才性之高下厚薄不同，用力之浅深久暂不同，其风格之养成，殆莫不由斯道也。先之以人格之修养，继之以悠久之工力，终之以戛戛独造之精神，而其诗犹无杰出之风格者，吾不信也。不过究极风格之高下，仍有恃乎先天之才性而已。
（原载《龙凤》第1期，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