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原诗》里面有一段记载：
自不读唐诗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
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宋诗到了明代完全失却号召诗坛的权威，而且被一般诗人贱视糟踏了。其实尊唐抑宋之说，还不始于明代的诗人，宋人已然。如《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便极力攻击宋诗的气象不及唐诗。他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刘克庄则指斥宋诗为文之有韵者，他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辦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对床夜话》）
宋人自己还这样糟踏自己的诗，因此后来的文人更肆意地加宋诗以抨击了：
何景明《与李梦阳书》：“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
杨慎《升庵诗话》：“宋诗信不及唐。”“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
薛雪《一瓢诗话》：“宋诗似文，与唐人较远；元诗似词，与唐人较近。”
吴乔《答万季埜诗问》：“唐人作诗，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
自从明代李梦阳、何景明那些复古派的健将提倡“诗必盛唐”以后，把宋诗的意义一笔勾消，把宋诗的地位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那些反对何李一派的人，看了这种武断的骄横的议论，自然忍无可忍，自然要起来主持公道，痛驳那一班高视阔步的复古派的主张：
都穆《南濠诗话》：“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又云：‘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
叶燮《原诗》：“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黜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末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
宋荦《漫堂说诗》：“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警。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吾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孟举序云：'黜宋者日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谓腐也。'又日：'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吴雷发《说诗菅蒯》：“论诗者，往往以时之前后为优劣。甚而日 ：‘宋诗断不可学。’彼盖拾人唾馀……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调，岂唐诗中无宋、宋诗中无唐乎？使宋诗果不可学，则元明尤属粪壤矣。元明以后，又何必更作诗哉！”
曹学佺序宋诗：“取材新而命见广，不剿袭前人一字。”
吴之振《宋诗钞序》：“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尽落，精神犹存。”
这两派的人，站在诅咒方面的，说宋诗不但比不上唐诗，而且不及元诗；站在拥护方面的，说宋诗不但比元诗、明诗好，而且比唐诗好。两个战垒自明代打笔墨官司，一直打到清末，中间经过了几百年，经过多少次的争论，还是不曾有丝毫结果，分不出一个唐诗、宋诗的优劣来。可是，宋诗却因此格外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和研究，“宋诗”两个字也变成了文学史上的特殊口语了。
据我们看来，无论赞成宋诗的也好，反对宋诗的也好，他们的评论宋诗、他们的比较唐、宋优劣，在批评方法上总不免几个很大的错误：
（一）批评的支离破碎
我们要批评唐、宋诗，必先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第一，唐诗有什么特色？第二，宋诗有什么特色？第三，这两个时代诗的特色有什么不同？第四，何以不同？经过了这几种最低限度的比较研究以后，我们才有把握握住几个正确的观念，来批评唐说宋诗的歧点与价值。那些明清的批评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在这些大处着眼的地方。他们只知道拿黄山谷来比校杜甫，拿欧阳修来比较韩愈；他们只注意作品的果板的分析，说宋人某一首诗不及唐人，但某一句诗却比唐人工；某一首诗得着李杜的神韵，某一个诗眼却用得不如唐人诗法；某句诗改得点铁成金，某一句又是点金成铁。诸如此种的话，都是枝节的说明、破碎的解释，完全从小处着眼，没有说到唐、宋诗的全体上去，一点也不曾着唐、宋诗的痒处，怎样说得上批评唐、宋诗呢？
（二）批评的笼统武断
明清人的文学批评，最爱用几个极笼统而简单的抽象的字眼，强横地加到所批评的对象上面去，也不管这几个字是不是可以概括所批评的全体。例如杨慎的“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居然把一个情字便概括了繁复万端的唐诗的全部；又轻轻地用个理字把三百年的宋诗包括掉了，真是惊人的武断议论。叶燮例举许多作家与作品来痛驳杨慎的瞎说，自是不错；但叶氏也只消极地纠正了杨慎的错误，并没有对于唐宋诗提出第二种批评首页一如什么“宋诗信不及唐”，“宋诗岂惟不愧于唐，唐盖过之矣”的话，都是仅仅一句笼统的话语，并无理由发挥，自然不能令人心服。说宋诗“腐”的，固然没有说出腐之所以然；说宋诗“神奇”的，也没有说出神奇所在。大家都是含含糊糊、笼笼统统地专门下断语，使对方的人都莫名其言之妙，便只有惹起无谓的纠纷争论，而不会有结果了。
咳！这样一味为派别所囿、为意气所激的主观论调，又是这样支离、破碎、笼统、武断，没有从根本上将唐、宋诗加以比较的研究，掲出几个要点来批评，只是作散漫无主的野战，那恐怕延长一万年去争论，也还是一团不能作结论的纠纷，而无法判断唐诗宋诗的优劣呢。
其实我们如果明暸文学史上各个时代文学变迁的必然趋势，便要恍然这种拿两个异代的文学来作强横的优劣比较，实在是多馀的事，那犹之乎批评李杜的优劣是多馀的事。我们尽有方法从多方面去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我们很容易看出唐、宋诗的分野线。只要我们拿大多数的作品去归纳比较，唐、宋诗的鸿沟便立显在我们的面前。诚然我们不敢说唐优宋劣的话，但是在唐诗里面许多伟大的独具的特色，在宋诗里面却消失掉了，消失掉了！
第一、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了。
边塞派的诗实在是唐诗独具的特色，又慷慨，又激昂，读了能够使我们的胸襟顿时壮阔起来。如骆宾王的《从军行》：“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李白的《行路难》：“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高適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王昌龄的《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卢纶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种悲壮的作风，是唐代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时候，才能够形成的。到了宋代，国势衰弱了，诗坛也和它的时代一样的没有英雄气，自然要失却唐代激昂悲壮的作风。到了南宋，把一个国家都迁到扬子江之南来，连望边塞也望不见，更谈不上写出塞曲了。间有一两首作品，如范仲淹的《渔家傲》、辛弃疾的《破阵子》——那都是词而不是诗也只写些穷愁之感，比不上唐人雄伟的壮歌了。
第二、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了。
唐代杜甫白居易一辈的诗人，往往爱用一种俚俗的字句、叙事的体裁、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描写，来表现当代社会民间小百姓们的痛苦，特别是战祸的种种痛苦。如《石壕吏》《新丰折臂翁》、《新婚别》等类的作品，题材与描写都是很新颖的，时代的情调是很浓厚的，并且在事实上这种社会派的诗往往便是悲剧诗，所以格外能够深刻地感动人，这也是当代的环境使然。到了宋代，变成了太平笙歌的天下，诗人的作品自然变成了太平文学，而这种悲剧的叙事诗的作风便完全失却了（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里面，将有更详细的申说）。
第三、宋诗消失唐代那种哀艳的怨诗的作风了。
怨诗与宫怨诗的创制，原不始于唐人，但以唐人的作品独多描写独工。而因为战祸的牵延不断，越发引起怨诗的发达。一方面是征夫杀伐之声，反面便是闺中哀怨之源。边塞诗与国怨诗原来是成正比例而发展。那些边塞派的大作家如王昌龄、李白，同时也就是描写闺怨、宫怨的圣手。如李白的《长门怨》：“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壁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王昌龄的《闺怨》：“国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雍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种哀艳的怨词，在宋诗里面也就很缺乏。本来老实忠厚的宋代诗人，根本不像唐人那般爱写女性和爱情，王安石便很明白指斥李白诗只作妇人与酒的描写。至于穷愁哀怨的作品，宋人更不会作。所以唐人最叫座的宫怨、闺怨诗到宋代便自然衰落下去了。
第四、宋诗消失唐代那种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了。
唐诗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主情，情诗却特别发达。短篇的情诗如李益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杜秋娘的“劝君莫情金镂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须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长篇的抒情诗，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也用不着多举，谁读了唐诗不知道唐人的情诗，短篇的都是倩丽曼艳，长篇的都是悱恻缠绵？至于宋人，呸！他们不懂得写喜剧的艳情诗犹之乎他们不喜欢作悲剧的宫怨、闺怨诗一样。黄庭坚的作品稍涉情爱，许多人都很严酷地加以罪名，日“淫”，论佛法，还当堕拔舌地狱。这样一来，谁还敢努力于情诗的抒写呢？
上面所说的几段话，自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比较，但就大体观察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大胆地重说一句：唐诗里面几种最优秀的风格特点，宋诗是完全消失掉了。我们读过唐诗，只觉得唐人处处是用奔进回荡的热情在舞跳着——除了一部分的田园山水诗是主冷静的表情——在唐诗里面，有令人鼓舞的悲壮，有令人凄怆的哀艳，有令人低徊的缠绵，有令人痛哭的感伤，把我们读者的观感完全掉在一个情化的世界里面去。宋诗似乎最缺乏这种狂热的情调，常常给我们看着一个冷静的模样，俨然少年老成，没有一点青春时期应有的活泼浪漫气，全不像唐人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烂漫。这是唐宋诗显著的分歧点，也就是宋诗的缺点。
如其我们进一步追问：宋诗何以不会承受唐诗里面那些优秀的作风去求发展呢？论者或认为宋人的天才不及唐人，或以为宋人的情感不及唐人丰富，这都是可笑的理论。最大的原因，原来是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是不能不受时代的制约的。顾亭林在他的《日知录》上面有一段话说得好：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这里所谓势，便是时代制约的意义。唐诗之不能不变而为宋诗，无非作时代的关系使然。我们知道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有千年的进展了。四言诗体最狭，在周末发展已够；五七言古诗经过汉、魏、两晋、六朝的长期活动，也已够了；五七言近体诗则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发扬光大，也已够了。宋人偏要在这种发展力已尽的诗体里面讨生活，自然很容易堕人前人的窠白，难能有新的贡献。
话虽如此，宋诗也决不是离开了唐便失却了意义的。在满身困难的当中，凭宋诗人努力挣扎，居然造成了一部有声有色的在文学史上占特殊地位的宋诗坛，其成绩自不可侮。往下，我们便进一步研究宋诗的背景及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