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云翼:唐诗与宋诗

叶燮《原诗》里面有一段记载:

自不读唐诗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

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宋诗到了明代完全失却号召诗坛的权威,而且被一般诗人贱视糟踏了。其实尊唐抑宋之说,还不始于明代的诗人,宋人已然。如《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便极力攻击宋诗的气象不及唐诗。他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刘克庄则指斥宋诗为文之有韵者,他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辦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对床夜话》)

宋人自己还这样糟踏自己的诗,因此后来的文人更肆意地加宋诗以抨击了:

何景明《与李梦阳书》:“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

杨慎《升庵诗话》:“宋诗信不及唐。”“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

薛雪《一瓢诗话》:“宋诗似文,与唐人较远;元诗似词,与唐人较近。”

吴乔《答万季埜诗问》:“唐人作诗,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

自从明代李梦阳、何景明那些复古派的健将提倡“诗必盛唐”以后,把宋诗的意义一笔勾消,把宋诗的地位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那些反对何李一派的人,看了这种武断的骄横的议论,自然忍无可忍,自然要起来主持公道,痛驳那一班高视阔步的复古派的主张:

都穆《南濠诗话》:“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又云:‘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

叶燮《原诗》:“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黜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末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

宋荦《漫堂说诗》:“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警。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吾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孟举序云:'黜宋者日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谓腐也。'又日:'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吴雷发《说诗菅蒯》:“论诗者,往往以时之前后为优劣。甚而日 :‘宋诗断不可学。’彼盖拾人唾馀……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调,岂唐诗中无宋、宋诗中无唐乎?使宋诗果不可学,则元明尤属粪壤矣。元明以后,又何必更作诗哉!”

曹学佺序宋诗:“取材新而命见广,不剿袭前人一字。”

吴之振《宋诗钞序》:“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尽落,精神犹存。”

这两派的人,站在诅咒方面的,说宋诗不但比不上唐诗,而且不及元诗;站在拥护方面的,说宋诗不但比元诗、明诗好,而且比唐诗好。两个战垒自明代打笔墨官司,一直打到清末,中间经过了几百年,经过多少次的争论,还是不曾有丝毫结果,分不出一个唐诗、宋诗的优劣来。可是,宋诗却因此格外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和研究,“宋诗”两个字也变成了文学史上的特殊口语了。

据我们看来,无论赞成宋诗的也好,反对宋诗的也好,他们的评论宋诗、他们的比较唐、宋优劣,在批评方法上总不免几个很大的错误:

(一)批评的支离破碎

我们要批评唐、宋诗,必先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第一,唐诗有什么特色?第二,宋诗有什么特色?第三,这两个时代诗的特色有什么不同?第四,何以不同?经过了这几种最低限度的比较研究以后,我们才有把握握住几个正确的观念,来批评唐说宋诗的歧点与价值。那些明清的批评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在这些大处着眼的地方。他们只知道拿黄山谷来比校杜甫,拿欧阳修来比较韩愈;他们只注意作品的果板的分析,说宋人某一首诗不及唐人,但某一句诗却比唐人工;某一首诗得着李杜的神韵,某一个诗眼却用得不如唐人诗法;某句诗改得点铁成金,某一句又是点金成铁。诸如此种的话,都是枝节的说明、破碎的解释,完全从小处着眼,没有说到唐、宋诗的全体上去,一点也不曾着唐、宋诗的痒处,怎样说得上批评唐、宋诗呢?

(二)批评的笼统武断

明清人的文学批评,最爱用几个极笼统而简单的抽象的字眼,强横地加到所批评的对象上面去,也不管这几个字是不是可以概括所批评的全体。例如杨慎的“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居然把一个情字便概括了繁复万端的唐诗的全部;又轻轻地用个理字把三百年的宋诗包括掉了,真是惊人的武断议论。叶燮例举许多作家与作品来痛驳杨慎的瞎说,自是不错;但叶氏也只消极地纠正了杨慎的错误,并没有对于唐宋诗提出第二种批评首页一如什么“宋诗信不及唐”,“宋诗岂惟不愧于唐,唐盖过之矣”的话,都是仅仅一句笼统的话语,并无理由发挥,自然不能令人心服。说宋诗“腐”的,固然没有说出腐之所以然;说宋诗“神奇”的,也没有说出神奇所在。大家都是含含糊糊、笼笼统统地专门下断语,使对方的人都莫名其言之妙,便只有惹起无谓的纠纷争论,而不会有结果了。

咳!这样一味为派别所囿、为意气所激的主观论调,又是这样支离、破碎、笼统、武断,没有从根本上将唐、宋诗加以比较的研究,掲出几个要点来批评,只是作散漫无主的野战,那恐怕延长一万年去争论,也还是一团不能作结论的纠纷,而无法判断唐诗宋诗的优劣呢。

其实我们如果明暸文学史上各个时代文学变迁的必然趋势,便要恍然这种拿两个异代的文学来作强横的优劣比较,实在是多馀的事,那犹之乎批评李杜的优劣是多馀的事。我们尽有方法从多方面去作唐宋诗的比较研究,我们很容易看出唐、宋诗的分野线。只要我们拿大多数的作品去归纳比较,唐、宋诗的鸿沟便立显在我们的面前。诚然我们不敢说唐优宋劣的话,但是在唐诗里面许多伟大的独具的特色,在宋诗里面却消失掉了,消失掉了!

第一、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了。

边塞派的诗实在是唐诗独具的特色,又慷慨,又激昂,读了能够使我们的胸襟顿时壮阔起来。如骆宾王的《从军行》:“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李白的《行路难》:“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高適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王昌龄的《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卢纶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种悲壮的作风,是唐代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时候,才能够形成的。到了宋代,国势衰弱了,诗坛也和它的时代一样的没有英雄气,自然要失却唐代激昂悲壮的作风。到了南宋,把一个国家都迁到扬子江之南来,连望边塞也望不见,更谈不上写出塞曲了。间有一两首作品,如范仲淹的《渔家傲》、辛弃疾的《破阵子》——那都是词而不是诗也只写些穷愁之感,比不上唐人雄伟的壮歌了。

第二、宋诗消失唐代那种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了。

唐代杜甫白居易一辈的诗人,往往爱用一种俚俗的字句、叙事的体裁、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描写,来表现当代社会民间小百姓们的痛苦,特别是战祸的种种痛苦。如《石壕吏》《新丰折臂翁》、《新婚别》等类的作品,题材与描写都是很新颖的,时代的情调是很浓厚的,并且在事实上这种社会派的诗往往便是悲剧诗,所以格外能够深刻地感动人,这也是当代的环境使然。到了宋代,变成了太平笙歌的天下,诗人的作品自然变成了太平文学,而这种悲剧的叙事诗的作风便完全失却了(关于这一点,在下一章里面,将有更详细的申说)。

第三、宋诗消失唐代那种哀艳的怨诗的作风了。

怨诗与宫怨诗的创制,原不始于唐人,但以唐人的作品独多描写独工。而因为战祸的牵延不断,越发引起怨诗的发达。一方面是征夫杀伐之声,反面便是闺中哀怨之源。边塞诗与国怨诗原来是成正比例而发展。那些边塞派的大作家如王昌龄、李白,同时也就是描写闺怨、宫怨的圣手。如李白的《长门怨》:“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壁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王昌龄的《闺怨》:“国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雍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种哀艳的怨词,在宋诗里面也就很缺乏。本来老实忠厚的宋代诗人,根本不像唐人那般爱写女性和爱情,王安石便很明白指斥李白诗只作妇人与酒的描写。至于穷愁哀怨的作品,宋人更不会作。所以唐人最叫座的宫怨、闺怨诗到宋代便自然衰落下去了。

第四、宋诗消失唐代那种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了。

唐诗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主情,情诗却特别发达。短篇的情诗如李益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杜秋娘的“劝君莫情金镂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须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长篇的抒情诗,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也用不着多举,谁读了唐诗不知道唐人的情诗,短篇的都是倩丽曼艳,长篇的都是悱恻缠绵?至于宋人,呸!他们不懂得写喜剧的艳情诗犹之乎他们不喜欢作悲剧的宫怨、闺怨诗一样。黄庭坚的作品稍涉情爱,许多人都很严酷地加以罪名,日“淫”,论佛法,还当堕拔舌地狱。这样一来,谁还敢努力于情诗的抒写呢?

上面所说的几段话,自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比较,但就大体观察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大胆地重说一句:唐诗里面几种最优秀的风格特点,宋诗是完全消失掉了。我们读过唐诗,只觉得唐人处处是用奔进回荡的热情在舞跳着——除了一部分的田园山水诗是主冷静的表情——在唐诗里面,有令人鼓舞的悲壮,有令人凄怆的哀艳,有令人低徊的缠绵,有令人痛哭的感伤,把我们读者的观感完全掉在一个情化的世界里面去。宋诗似乎最缺乏这种狂热的情调,常常给我们看着一个冷静的模样,俨然少年老成,没有一点青春时期应有的活泼浪漫气,全不像唐人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烂漫。这是唐宋诗显著的分歧点,也就是宋诗的缺点。

如其我们进一步追问:宋诗何以不会承受唐诗里面那些优秀的作风去求发展呢?论者或认为宋人的天才不及唐人,或以为宋人的情感不及唐人丰富,这都是可笑的理论。最大的原因,原来是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是不能不受时代的制约的。顾亭林在他的《日知录》上面有一段话说得好: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这里所谓势,便是时代制约的意义。唐诗之不能不变而为宋诗,无非作时代的关系使然。我们知道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有千年的进展了。四言诗体最狭,在周末发展已够;五七言古诗经过汉、魏、两晋、六朝的长期活动,也已够了;五七言近体诗则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发扬光大,也已够了。宋人偏要在这种发展力已尽的诗体里面讨生活,自然很容易堕人前人的窠白,难能有新的贡献。

话虽如此,宋诗也决不是离开了唐便失却了意义的。在满身困难的当中,凭宋诗人努力挣扎,居然造成了一部有声有色的在文学史上占特殊地位的宋诗坛,其成绩自不可侮。往下,我们便进一步研究宋诗的背景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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