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诗书画三绝”者，代不乏人，而家喻户晓者并不多。“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名燮，字板桥），既未开宗立派，也非中兴之人，其声名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其原因，犹堪回味。
作为平民的郑燮与民同悲同苦。他3岁失去母亲，14岁再失继母，30-40岁间，他的父亲、妻子和幼子相继离世，57岁时6岁的次子病殁，孤苦一人直到老去。郑氏以诗书传家，板桥自幼随父、舅苦读，24岁考中秀才后，却屡试不第。为养家糊口，26岁时，郑板桥到300里外的仪征设馆教徒，31岁时到扬州卖画，10余年来历尽艰辛。“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有时竟借住寺庙，“落拓扬州一敝裘，绿扬萧寺几淹留”，这种境况在他40岁考中举人后才有所改观。多年的穷困，让他对底层劳苦大众深感同情，救世济民思想尤为强烈。
作为官员的郑县令为民敢做敢当。50岁谋得山东范县县令一职后，他常去田间体察民情，力拒贿赂案无留牍。54岁，他调任潍县县令，适值当地大旱，又遇歉收，饿殍满地，甚至“人相食”。他多方奔走，为民疾呼。在上司尚未批复同意赈贷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乌纱，顶住压力，开仓放粮，由饥民具结借粮。同时郑板桥还带头捐资，并发动士绅出资修城开河，招徕饥民就食赴工，责劝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流救济饥民，查封囤积居奇的粮商责令平价出售，不仅老百姓赞声一片，连上级也“嘉其能”。这年秋天，潍县再次歉收，他再次带头捐银替老百姓交赋税，并尽毁借条，活民无算。因为心系百姓，他不怕得罪达官权贵，敢于触及乡绅利益，但也因此不被当时官场所容，最终愤然辞官。
作为艺术家的郑板桥视民至高至上。他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本着这样的观点，他对书画的认识迥乎常人。郑板桥年轻时卖画糊口，从政时乾隆皇帝泰山封禅钦点其做了几十天的书画使，去职后回扬州他又以卖画为生。写字作画既是传统文人的安生之道，也是古往今来的风雅之事。令人费解的是，郑板桥却认为书画“亦是俗事”，原因在于他“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人生哲学。在给堂弟的家书中，他说，“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他进一步举例说，“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在中国书画史上甚至文艺史上，这三人成就非凡，影响深远。都是大师泰斗级的人物，郑板桥何以对苏东坡推崇备至，对王摩诘、赵子昂不屑一顾？
平心而论，苏东坡的血管里的确更多地流淌着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而王维作为山水田园派的杰出诗人，他的少量诗作如《洛阳女儿行》等也有“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这样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赵孟頫作为宋室后裔，其诗文虽然应酬之作较多，却也有《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这样展示底层百姓生活的场景，在常受掣肘的从政生涯中也有为民敢说敢言的激情时刻。郑板桥的判断有失公允，他的标准却丝毫不差。中国艺术种类杂多，意境宏远，究其实，可分为“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前者强调文艺要反映人生，关心民生，后者主张文艺要美字当头，专注形式。自从艺术诞生以来，虽然二者互有颉颃，但人才是社会的主体，以人为本的艺术才是接地气的艺术，才能受到老百姓的喜欢。郑板桥甚至认为，“诗书六艺，皆术也。生两间也而为人者，莫不治一术以为生，然弟赖此以生，而非活人之术”，也就是说，绘画技能再高，表现手段再妙，与瓦匠砌墙、木匠打家具并无本质差别，不过是谋生的技能而已。只有将民生放在心上，用艺术创作来关心他们的疾苦，传递他们的声音，安慰他们的精神，救黎民于灾祸，安百姓于家园，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是真正的“活人之术”。一个艺术家，有这样的胸襟，他的为人才可敬，他的作品才可贵。为此，他在《印跋》中明确公开宣明其绘画目的，“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慰天下之劳人”，当然会受到天下劳人的喜爱和景仰。启功先生曾说：“二百数十年来，人无论男女，年无论老幼，地无论南北，今更推而广之，国无论东西，而不知郑板桥先生之名者，未之有也。”仔细推究其原因，对我们今天为文为人为政来说，裨益良多。
原标题：郑板桥：以书画慰天下之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