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做教育部部员时期的鲁迅已经进入开拓、筹建现代文化的实践层面，而不必停留在日本留学时期梦想“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鼓与呼。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曾大声疾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辛亥革命后，需要躬身实践的社会考验果真到来了。
那么，作为一个教育部部员该如何“动作”呢？这其实是所谓的“沉默期鲁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他并不是真的一味颓唐下去。事实上周树人在现实中却始终刚健不挠地在“动作”，在勇猛精进地上下求索，在认真思考如何运用知识服务于社会。
周树人在教育部所践行的一切，比如，改组京师图书馆，筹备历史博物馆，策划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设计国徽、北大校徽，考察天坛、先农坛开辟为公园的可行性等等，这些不都是在为了国民能够更好地以各种方式表达自我而营造现代公共领域吗？这些实际的文化工作惠及民众、功德无量，其意义绝不亚于一篇文章的发表，甚至远远大于一些连鲁迅都感到“开口的空虚”的言说。这些历史贡献使得“周树人”的名字早于“鲁迅”而载于史册。
这一层面的鲁迅不但不取媚于权力，不取媚于庸众，也不取媚于精英，不但不随顺于旧俗，不随顺于规则，也不随顺于新潮。正如汉代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接受，养成了雄浑阔大的美学格局，正如魏晋六朝文脉的清俊通脱，大放异彩，正是充分容纳异端与外来思想所致。而翻译国外优秀作品，不消说更是鲁迅躬行“文艺梦”的最早实践，他始终秉持“宁愿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信念。
早在写于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已经表明了蛰伏心迹，宁肯无语也不和众嚣，万喙同鸣在他耳中不过是恶浊扰攘，打定主意不去争做一呼百应的英雄，而是反观自身，精炼内曜，扎实行动。“要赶快做！”——他保存碑碣石刻拓本等资料就是独具我见的行动表现。教育部期间鲁迅所掌握的材料与在日本时期发生了变化，他思考的表达方式亦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表达可以是公文、签注、报告、评语、学术文章、翻译，也可以是图案设计、展览会策划等视觉艺术，更可以是开会中的一次次发言，规章制度的争论协调与决策制定。以展览来讲，这甚至是一种需要用最少的语言来干预的文化类型，分类排序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文艺表达。社会教育司以及通俗教育研究会所涉及的工作，还包括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如何普及新文化的时代课题。即便工作中充斥着新旧势力的较量和斗争，这一时期高屋建瓴的视野和思考框架、设计理念均决定了鲁迅其后的文化发展格局。体现了这位新文化主将的实战经验与战斗精神，同时也形塑了文本中的鲁迅独有的战斗品质与文化性格。
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文学家鲁迅”是个耀眼的光环，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这位文化先驱在一切领域所作的广泛深入的探索，均成了其为自身文学创作汲取营养的准备工作。提到抄古碑、买拓片、校古籍、看新剧、观电影等，都会被视之为鲁迅的爱好、休闲活动或个人的文化修养，完全不顾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社会教育司佥事分内的工作。很多研究者都在混淆自传文本中的“我”与鲁迅，特别是与周树人不能重叠的那部分身影。实际上，在《狂人日记》发表之前，鲁迅便策划了中国新文学史上造伪和辨伪的公案“双簧戏”，建议《新青年》开设“蒲鞭”栏，即文明批评，这是多么积极主动的战斗精神，绝非《呐喊〈自序〉》里那个犹疑之“我”。
由此看来，金石寻访、独坐录碑、古籍校勘，这些看似沉默复古的行动，决不是一个不得志的文化部员对灵魂的自我麻醉，不是对东京“文艺梦”的亲手埋葬，而是兢兢业业的文化责任心的表现，是一个具有潜在文艺性的生命个体践行《新生》时代文艺初心理想的新文化实践，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重新审视考量中国古文艺所有门类，深思中国现代文艺之建构的独特过程。
显性的历史样貌下，是潜在的生命脉动，鲁迅之谓“心声”，需要更加耐心和冷静地倾听。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原标题：早于鲁迅载入史册的周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