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东:谁能“揭榜挂帅”,代表作更有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重点项目攻关上实行“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这预示着我国的人才评价制度的转变。但是,如何评判谁是“能干”的“揭榜者”成为一个新课题。

“我国突破性成果偏少,但高层次人才帽子却明显偏多,结论必然是一部分高层次人才并未有过突破性成果。”近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刘益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强调“谁能干就让谁干”就是要超越以往的“谁帽子高就让谁干”。

在许多人看来,“揭榜挂帅”是要挑选那些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实则不然。”刘益东认为,由于长期“四唯”“五唯”,有不少被埋没或半埋没的拔尖人才,可能已经做出突破成果,但被大材小用、大材中用,他们是最需要“揭榜挂帅”的人。但要评鉴出这些人绝非易事。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曾公开表示,搞项目评审、专家投票,往往把颠覆性技术“投”没了。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指出,在科技项目的确定过程中,我们习惯于拒绝有争议的项目,排斥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本庶佑也强调,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论,因此不受人待见。可见,同行评议在选拔顶尖人才时存在缺陷。

刘益东认为,拔尖人才分为两种:成名和未成名。其中,年富力强的成名者可以胜任“揭榜挂帅”,但人数少,在国内的更少;未成名者则很难得到及时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评价代表作更有效。

“科技史和现实都表明,在学术领域,越高端的人才越能够用代表作衡量其水平。比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杨振宁的规范场、高锟被誉为‘光纤通信之父’、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等。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数学奖、陈嘉庚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权威大奖也都是奖励一项具体的科技成就。”刘益东说,人才帽子和头衔只是一个标签,学术代表作显示的有用信息则更多——显示学者的核心贡献与前沿地位,对同行及其他学者和用户有帮助,便于接受学界及社会的检验和监督。

实际上,为了选拔优秀人才、破“四唯”,我国自2017年起就开始推行“学术代表作”制度,目前已有3年多。

但刘益东认为,“代表作评价制度实施阻力重重,并未得到真正实行,我国高层次人才评选仍然是以国际顶级期刊论文篇数论英雄,但国际顶刊论文并不等同于国际顶级成果。”同时,代表作也需要同行评议,有人担心关系硬者能以一当十,产生新的不公平。

对此,刘益东建议,在甄别拥有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揭榜挂帅”者时,揭榜者在提供代表作之后,需要在互联网上规范展示这一突破性成果的突破点四要素——突破什么、怎么突破的、突破的创见、突破的前景,之后再列出代表作的学术界反响和国内外同类成果的盘点比较,并用一句话凸显其突破性成果的核心贡献。最后让同行专家与评估专家共同予以评价,同行专家主要负责挑颠覆性错误,评估专家负责查新、形式化检验和定级,只要符合突破点四要素,就可以确认为突破性成果。

“做出前沿突破犹如体操比赛做高难度动作,能力弱者无法完成或者破绽百出。以代表作论英雄和以突破点四要素论代表作相当于经过两次聚焦,加之公开规范展示和盘点比较,可以减少同行评议的主观性和利益冲突,实现公平公正、高效合理。”刘益东认为。

在他看来,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已做出突破性成果但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揭榜挂帅”者;对于只提供很好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的项目,则给其预研究的机会。同题有多位揭榜者时,只要在网上列表比较他们代表作的突破性成果与突破点四要素及其学术界的反响、评价,水平高低一目了然。

“只有在评价体制上回归学术本位,才能尽快破解一流人才僵局,扭转我国原创、突破、颠覆性成果明显偏少的局面。”刘益东说。